2004-11-17

[时论] 系列金融公司表决权限制的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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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为国民经济稳定与发展推进立法权限的政府或国会,应当花时间彻底权衡该法修改所带来的得与失。这是拥有立法权限的政府和国会理所应当的义务。然而此次提出立法动议的MRFTA第11条修正案问题颇多。

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以防止大企业通过旗下金融保险公司扩张支配力为目的,已向本届例会国会提交修正案,将表决权行使上限由30%分阶段缩减至15%。对于政府与市民团体共同推进的这一修正案,大企业希望维持2002年修改的MRFTA第11条,即部分允许金融系列公司对其持有的系列公司股票行使表决权。在2002年第11条的修改中,政府与大企业的意见也不一致,但政府从国内企业经营权防御的角度出发,仅就与敌意并购(M&A)相关的事项允许行使表决权。

然而此次修正案反映了政府与市民团体的主张,即对大企业金融系列公司用客户资金购入的系列企业股票,仅承认15%的表决权。这种主张忽视了韩国经济条件的多个方面,对反对大企业结构的国民情绪或许有感召力,但失远大于得。

因为其只强调西方式市场经济及治理结构的逻辑,而在推动其落地的过程中,对各国市场与制度发展阶段的差异、逆向歧视、国家财富外流等问题完全未予考量。近几年提高了国内优质企业股票持股的外资基金对经营的干预已超越国际常识与惯例,政府却未采取任何措施。

尽管企业奔走于国际金融市场积极举行企业说明会(IR),持股较高的外资基金仍会亲赴韩国,将所投资企业的经营层叫到酒店要求作企业说明。有时还让相关企业的首席执行官(CEO)、首席财务官(CFO)等出席自己的董事会说明业务,甚至要求为提升股票价值而把总部迁往纽约。

老虎基金大量买入SK电讯后攫取巨额利益,近来主权基金通过大量买入统辖能源与通信的SK股份公司股票引发经营权纷争,政府不也是袖手旁观吗。

相反,外资基金每次对大企业发起类似敌意并购的行动时,都会事先拜访市民团体。原因很简单。这是对自身所作所为的正当化、宣传工作与游说。即便外资基金引发类似并购的事态并攫取巨额收益,市民团体也认为它们有助于改善韩国大企业的治理结构,因此反倒成了外资基金的友军。

对于在国会通过修法不花一分钱就能做到的事,却支付巨款借外部势力之力,也不觉得有错。看到这种状况,实在令人担忧:究竟是谁在为警惕国家财富外流、最大化国家利益的国家经营负责。

目前韩国股市上类似敌意并购的事态发生得更加频繁,其目标始终是经营权防御持股偏低却能带来巨大收益的大企业。然而此次第11条修正案结果等于是帮助此类事态更容易发生,由此令人怀疑政府究竟从外资基金过去和现在的投资行为中学到了什么,国民和企业是否应当信任并追随国家与政府。

在美国,若外国企业或基金试图对通信、电力、能源等国家基础产业进行并购,为国家经济的稳定与保护,完全可以在法律上加以限制。美国Commercial Act具有弹性,因而设置了应对并购的多种制度性装置。

但我国对韩国企业被外资基金或企业并购后可能产生的后果毫无准备。由于外汇危机,资本市场开放在缺乏法律准备的情况下被急速推进,以现行韩国商法难以防范敌意并购。即便现在修改Commercial Act,在外资持股较高的企业中也无法变更公司章程。

若因缺乏准备的开放,连为防御敌意并购而具备美国水准的程序性整备都不容易,那么利用韩国大企业结构所具有的优势反而是最好的办法。与其修改大企业金融系列公司表决权,不如维持现行规定,并留出时间朝着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方向推进制度改善,这将是对当前我国经济最有利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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