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公弼 <韩国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委员>
在美国持续上调联邦基金利率的同时,中国近期也上调了基准利率。
其背景是经济软着陆意图,但实际上这是此前被推迟的全球层面调整(global adjustment)部分成为现实的过程。在相互依存度高的经济结构下,利率与汇率政策组合中,首先采用可自行消化的政策手段,其后再进行额外的汇率调整。
在世界资本市场迅速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的崛起为全球层面的失衡调整抛出了难题。由于仅靠已难以支撑财政及经常项目赤字规模的美国的调整难以实现全球均衡,亚洲区域内的调整负担也相应加重。
特别是,作为难以轻易进行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汇率调整的增长引擎,中国最终加重了经济调控负担,这对周边国家而言正凸显为相当大的潜在风险因素。而且近来区域内贸易比重提高的中国的去向,势必对我国产生重大影响。
众所周知,中国的汇率调整并不容易。
在此前引领增长的美元钉住制之下,国有银行大规模不良资产等金融部门的脆弱性一直被掩盖。当然,若资本开放迅速推进,也不能排除大规模资本外流的可能性。因此中国政府在开放速度的调节与顺序上保持慎重姿态,同时力图分散由快速增长孕育的内部调整压力。
通过直接的信用配给或加息阻断过热势头,从而减少汇率调整压力,在市场条件尚不成熟的当下,这被判断为最为妥当的选择。无论如何,对我国增长而言最重要的两大市场的动向,今后成为我国相当大负担的可能性提高了。
问题在于,利率与汇率政策落实的过程中,相关国家的利益被置于优先。资本市场发达的美国此前积极接纳了全球调整负担,但如今在内外失衡过载状态下,需要区域内货币的调整。
然而金融基础脆弱的中国,摸索利率与汇率政策组合并不容易。两国共同面临必须提高利率或大幅调整本国货币价值的负担。结果,对不得不单方面承受外部冲击的我国而言,汇率与利率均以负面影响占优的可能性提高了。
在正处于局势转换中的巨大经济体夹缝之间,韩国经济内需与出口的断裂,由于金融极端回避风险的属性,今后可能更为严重。因为作为我国薄弱环节的内需基础近来更加萎靡,而金融部门的中介功能进一步下降。随着海外利率与汇率朝着不利方向展开,这一现象容易加深。而在此情况下,政策也一直停留在次优之选的层面。
一系列稳定房地产价格的对策使房地产相关资金流动处于冻结状态,担保价值因此承受相当大的调整压力。因此难以期待畏缩的金融机构出面顺畅地进行资金中介。实际上不愿投资的我国企业部门已转为资金盈余状态,家庭部门则因相当沉重的债务偿还负担而经历消费萎缩。
当然,这一系列状况是在向房地产过度供给资金之后突然给房地产景气降温的结果。而且民间的债务偿还负担因不成熟的金融制度而过度集中于短期。连经济正常资金流动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都未具备。
即便现在,也应尽快使资金流动正常化,以便在应对即将到来的海外冲击的层面上能够展开自救努力。现在正是认识到市场经济中活跃的交易才是顺畅资金流动与风险管理最重要基本前提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