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企业城市的讨论日趋成熟之际,我们曾通过本栏目指出,企业城市的成败取决于放宽管制。
因为从企业城市的性质和目的来看,首先必须以企业的积极参与为前提,为此必须让企业感到投资魅力。然而,从作为制度装置的民间复合城市开发特别法的立法过程来看,不免让人怀疑企业城市能否顺利推进。
企业城市是由企业作为开发主体,建设兼备工厂、研究设施等产业园区与住宅、医院、学校、文化设施等的产业城市。为此需要巨额资金。问题在于,从企业角度看,不会投资于只有风险而收益不明的地方。因此,要让企业城市真正成功,就需要像引入民间资本的SOC(社会间接资本)项目那样,提供保障适当利润等吸引参与的诱因。
但特别法的内容却与此相去甚远。执政党开放我们党近期就企业城市内设立外国人学校事宜决定,只允许设立大学,不允许设立中小学。同时还删除了允许医疗法人将医院所得收益投资于其他领域的条款。
教育条件是能够决定城市开发成败的关键因素。首尔江南之所以成为最受青睐的居住地,最大原因就是教育环境;所谓“雁爸爸”急剧增加的现实,也直观显示出教育条件的重要性。医疗、福利、文化设施等从生活质量层面看,在选择居住地时也占很大比重。
即便城市建起来,如果不具备足够的宜居条件,企业城市失败的可能性很大。本来开发收益回收70%、协议收购土地50%以上时赋予征收权、出资总额限制制度例外适用范围过窄等已被指为问题,若再不断增加管制,很难期待企业参与。市民团体更进一步,反对将开发权交给民间本身。
企业城市可以促进已极度萎缩的企业投资,成为解决当前经济困难的契机。同时,正如迁都违宪判决后民调结果显示企业城市是最有力的替代方案一样,它也能为地区均衡发展提供很大帮助。为实现激活投资与地区均衡发展这“一箭双雕”的目标,在开发收益的合理分配、土地取得与利用、资金筹措等管制方面,需要更加灵活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