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中,相当一部分源于对现实的短视判断。所谓因担心对市场预期造成不良影响而应克制批判性视角的逻辑,已在现实中被证明是虚假的:被管理的环境最终只会放大不良资产,并从根本上阻断及时的政策应对,从而只增加国民负担。经济是在有限财源高效配置的基础上实现增长的。
然而我们的现实却是把宝贵的财源集中用于增加事后负担。这是消极风险管理的结果。每次都被强调的金融市场机能,由于定价扭曲和资金流向偏斜等原因难以期待。而且阻断实体经济衰退向金融不良资产传导所需的成本也相当可观。
最令人遗憾的现实,源于在二元结构的经济中依靠出口这一单腿引擎寻找活力。汇率稳定自然成为基本前提,为此付出的市场稳定成本也只能呈几何级数增长。资金流向的扭曲会导致特定部门单方面积累风险。
由此造成的资本市场非正常运作固化了避险型投资行为,最终甚至破坏了利率的期限结构。认为一旦连出口都受到威胁经济就会更困难的认知,会进一步扩大内部失衡(内需萎缩),导致对外失衡(经常项目顺差)不断累积。
而且这种判断极大地限制了实现均衡增长基调所需的政策选择空间。由于财政乃至货币政策都被汇率政策所绑住,缓解日益严重的内需萎缩的手段也随之消失。试图通过经常项目顺差累积来寻找化解内部失衡的线索,考虑到出口与内需的断裂、加剧两极分化等副作用,显然存在局限。
在出口主导的增长范式下形成的结构性失衡,难以仅靠利率政策应对。贸易品与非贸易品部门的相对价格扭曲,一方面产生包括不良资产处理延迟在内的过度支撑效应,另一方面又发挥着压抑效应。
这种政策的混乱状况直接反映在利率走势上。在非贸易品部门对银行依赖度极高、长短期利率甚至倒挂的状态下,韩国银行冻结隔夜拆借利率的举措,使所谓接近负值的均衡利率与实际利率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加深了内需萎缩。
此外,高油价与稳定汇率的努力刺激了与我们实际状况相脱节的通胀担忧,扭曲了政策选择。我们显然需要的扩张性政策效果,因步调不一致的宏观政策组合而难以期待。而且在长期债券市场尚不成熟的条件下,即便是很小的内外冲击也不易被市场自身吸收。
这是因为期限结构的制约限制了分散风险的余力,而内部的债务承受能力已经耗尽。目前只能依靠政府的临时介入和各种担保勉强维持稳定。若在错误的政策组合和极度分散的政策主体背景下反复采用陈旧的处方,风险因素不会被化解,只会转嫁给未来。
要阻断累积的风险并形成对未来的积极预期,我们必须强化更为积极的风险管理努力。特别是在对冲击敏感、根基尚浅的市场结构下,为使市场机能顺畅运行而做出的事前努力比什么都重要。
因为市场机能本身就是最有效的风险管理装置。在已显现体制性局限的情况下,与其增加市场矫正成本,不如果断消除市场摩擦因素,推进中长期层面的全面风险管理。若像现在这样在消极风险管理层面只顾阻断风险信号,失衡的扩大将不可避免。
若能把握潜在风险因素并事前应对,我国经济的风险水平可大幅降低。最重要的是要化解根本性的扭曲因素,营造市场机能顺畅运行的条件,并形成市场参与者自发进行风险管理的环境。从现在起,各方应以积极风险管理的姿态,冷静解决过去难以触碰的根本问题,这种努力必须显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