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技术变化所致,还是监管与政策不确定性所致?”围绕企业投资低迷的原因,政府与财界立场明显分歧。原因判断不一,自然难以拿出准确的对策。
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李宪宰最近两次就企业投资低迷的原因作出判断。他在8日与记者团的座谈会上表示:“企业也有自尊心,所以才会说什么监管之类的。”他列举了投资低迷的两大原因。
首先是企业因全球竞争导致投资风险加大,无法积极行动,而选择了“过石桥也要敲一敲”的方式。李副总理还将技术生命周期缩短列为投资低迷的因素,并判断称“当前处于转型期局面”。
11日在财经委国政监查上被问及投资风险因素时,他表示“企业经营环境(监管等)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仍将重点放在上述两方面。
对于因经营权受威胁而无法投资的说法,他表示“经济主体基本上都讨厌束缚”,予以轻描淡写。此前在例行记者会上,对于Samsung Electronics被敌意并购(M&A)的可能性,他断言“绝无暴露于并购的可能,没有讨论价值”。
财界则反驳称,副总理的上述判断没有正确把握企业现实,并指出应基于更现实的状况寻找对策。
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副会长玄明官在与财经委的讨论会上警告称:“如果经济维持现状,3至4年后国民收入不但无法维持1万美元水平,还会跌至4000~5000美元。”他并表示:“把手中的钱只用于防守经营权而不投资,意愿差到极点。”
即应从消除政策不安感、通过一揽子放松监管来激活企业投资等方面寻找突破口。全经联常务李承哲强调:“被认为具有亲企业思维方式的副总理发表这样的言论,令人无法理解”,“监管与政策不确定性即便不是100%,也无疑占最大比重”。
他表示,规模达5.8万亿韩元的民资LNG项目等大型项目进展迟缓,正是土地利用、首都圈总量制、市民团体反对等各种监管衍生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