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总统大选中,金泳三候选人考虑到农民要求与国民情绪,承诺绝不开放大米市场。然而在乌拉圭回合(UR)谈判桌上,以按国内外价差征收关税为条件、解除所有农产品进口限制的原则已然定型。
心急如焚的政府派出以农水产部长官为首的代表团赴当地,展开最后的通宵谈判,却无法扭转局面。最终以大米关税化“推迟”10年、1995年起进口相当于国内消费量1%的大米、到2004年增至4%的方案收尾。
换句话说,依据UR协定,大米市场从1995年起就已开放。但真正更大的问题出现在此后的应对过程中。政府为平息国民不满,以UR谈判结果为由追究责任,罢免了国务总理和农水产部长官。并且为了不让进口大米上餐桌,只允许其用于生产饼干等加工食品。
由此,在一般国民毫无察觉之中,大米进口持续进行,以今年为例进口了20万吨,相当于占人口4%的忠清南道一整年的食用量。将进口限制措施改为关税的义务并未被免除,只是被推迟了一定期限,而国会却年年提高米价,如今即使征收既定关税也难以与进口大米竞争。
与其正视问题寻找解决方案,却把10年的推迟期消耗在制造牺牲羊以平息不满、把风波掩盖起来不让人看见上。与我国处境相似的日本逐步下调国内米价,在推迟期结束前的1999年实施了关税化;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台湾也在2002年实施大米关税化,如今全世界只有我国还在固守推迟。
农民要求继续推迟大米关税化,更进一步主张将粮食自给自足立法化。农民甚至不惜翻掉辛苦耕作的稻田进行示威,政府也为延长今年到期的推迟期而全力投入谈判。
然而协定明文规定,要延长“推迟”就必须做出“额外且可接受的让步”。而且即便就延长多长时间达成协议,届时仍须再次谈判;一旦同意增加数量,之后的谈判就会以此为基础讨论进一步扩大进口量。日本和台湾认为这一负担不可小视,因而在推迟期结束前就实施了反正终须实施的关税化。
当然,转为关税也困难重重。我国与日本、台湾不同,因忽视了强化竞争力的对策,一旦允许进口外国大米,即便征收关税,国内大米的立足空间也有可能被挤压。此外,今后多哈发展议程谈判还将继续讨论削减关税,关税的保护效果也会逐渐减弱。这实在是一个两难困境。
在我国,大米在成为单纯粮食之前,曾是一切生活的根本。谈工资时、向国家纳税时,都曾有以大米代替货币的时期,稻作的丰年与歉年也曾成为衡量政治的尺度。大米如同民族的文化象征,因此许多国民对农村和农业怀有深厚感情,在情感上认同农民的主张,这是事实。
然而也必须认识到,冷峻的国际贸易规范无法容纳我们这种民族情绪的现实。即便不谈大米问题,即便撇开开放问题,我国农村相较城市也日益落后,在发展中不断掉队。
现在正是政府、国会与农民共商对策,通过农业结构调整从根本上谋求生路的时候。农民高喊决死抗争的口号,国会纠缠于收购价格,政府则自我催眠般沉迷于仿佛推迟关税化就是生路,最终又去寻找牺牲羊祭祀——这样的错误绝不能再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