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专栏] 需要“官”来“治”的时候 经济部长 金仁永 inkim@sed.co.kr
经济部长 金仁永
1998年9月23日,华尔街赫赫有名的巨头们聚集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FRB)的会议室。在高盛、美林、所罗门美邦、JP摩根等16家投资银行的首席执行官(CEO)出席的情况下,纽约联储主席威廉·麦克多诺开口说:“如果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破产,市场有崩溃之忧”,“华尔街各银行应组成联合体,发起救助融资”。
一瞬间,各位会长都紧张起来。为什么要去救一家快要倒闭的对冲基金?投资失败就破产,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但在华尔街,与联储对抗就会蒙受巨大损失,这是公认的道理。尽管满腹不满,却没有人反对。
纽约联储提议每家出资2.5亿美元,共筹集40亿美元。当时雷曼兄弟抗辩说公司经营困难,拿不出2.5亿美元。雷曼当时经营状况恶化,甚至传出破产传闻。其他银行的会长也认可了这一点。
于是得出的结论是,大公司出3亿美元,小公司出2亿美元,共筹集36亿美元。就这样,因俄罗斯延期偿债风波而濒临破产的LTCM得以存活,纽约金融界避免了崩盘,恢复了稳定。
美国金融界有一个说法叫“扭臂(arm-twisting)”。意思是以联储为首的金融监管当局让银行跟着走。联储除了调节利率和货币供应量之外,还通过规制银行、使其跟随来发挥调节市场的功能。
艾伦·格林斯潘主席一句话就能让市场动起来,并不是因为他口才好,而是因为金融机构太清楚:不朝联储意图的方向走,就会吃亏。
在韩国,关于官治的争论正十分激烈。监管当局让发生数千亿韩元会计造假的银行经营者退位,政府要求增加中小企业贷款,却都在小心是否会招来官治的指责。“官治金融是坏事”的教条广为流传,因此这一用语被赋予了负面含义。
如今我们有必要摆脱这种固有观念。投入超过百万亿韩元的税金救活银行,并不是因为银行可爱,而是为了救活经济。既然那些银行的大股东是政府和国民,不去“官治”就等于失职。
相当多银行的大股东是外国资本,这也是必须强化监管的理由。德意志银行或东京三菱银行的美国法人要接受美国监管当局的彻底监管。在韩国经营的花旗银行,也应在韩国法律的框架内接受监管。
在经济中,商业银行与国防、治安无异。危机来临时,银行发挥着经济稳定的最后堡垒的作用。上世纪80年代美国花旗银行陷入困境时,虽引入沙特瓦利德王子的资本,却提出不得干涉经营这一苛刻条件,也是因为担忧银行的宏观经济角色。
银行健全,经济才能稳健运转。日本经济花了15年才消化经济泡沫,而美国只用了3年,原因就在于银行健全。韩国经济即使在不景气中也能重新复苏的信心,正来自银行的健全。
然而在外汇危机之后,国家财源集中于银行的过程中,银行膨胀到了近乎过分的程度。景气不好而只有银行获取高额收益是如此,不愿跟随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动向也是如此。
官若不治,便失去存在的意义。市场正常运转时官不应介入,但当像不懂事的孩子那样只顾自己饭碗时,就应举起藤条,扮演严父的角色。
录入时间:2004-10-07 16: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