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9-22

[东十字阁] 韩国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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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自去年8月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以来,对他的追思热潮迟迟未降温。

这种追思热潮或许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没有邓小平,今天的中国难以想象。中国之所以梦想成为不亚于美国的经济大国,也是因为他为使国家富强而果断推行了经济发展计划。

邓小平1977年像不倒翁一样重返权力舞台后,立即开始推进积极的经济改革与开放政策。这是因为邓小平本人深知,思想论争无论喊出“正义”之类多么冠冕堂皇的口号,剥开一层来看也只是权力斗争,与国利民福相距甚远。

邓小平对思想论争的危害有切肤之痛。1966年文化革命一开始,他就与刘少奇一同被打成修正主义者,不得不忍受幽禁生活。对他的迫害也波及家人。长子脊椎受伤成为残疾人。

文化革命不仅是邓小平家庭的灾难,也是全体中国国民的灾难。毛泽东高喊“造反有理”(一切反抗与叛乱都有其正当理由)并煽动红卫兵,中国随即沦为只有恐怖与批判横行的疯狂舞台。不仅学生,连工人、农民也被卷入思想论争,经济因此凋敝到极点。各地饿死者层出不穷。归根结底,文化革命说得好听是革命,实则是以中国国民的牺牲为代价、强化毛泽东一人绝对权力的“肮脏的权力斗争”。

文化革命结束已逾30年,但令人意外的是,韩国正在上演与文化革命类似的意识形态论争。围绕历史清查问题、废除国家保安法等,寸步不让的对立与反目持续不断。总统亲自出面强调“要迈向文明国家,废除保安法是必需的”,但认同这一点的国民似乎并不多。相反,相当多国民倾向于相信,这种意识形态论争背后隐藏着“政治动机”。社会元老们的时局宣言,或许正原原本本地反映了这种认识。

当前的状况是,即便全体国民齐心合力也难以克服经济困难。因此对我们而言,比起毛泽东式的领导人,绝对需要邓小平式的领导人。然而现实是,我们政治领导人的身影上,只叠印出“毛泽东”的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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