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9-17

政府与学界经济认知差异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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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论依据薄弱”“成立都多久了,还在谈愿景?”17日举行的“韩国经济再度飞跃的政策课题学术大会”,是政府与学界认识差异暴露得最为鲜明的场合。

政府认为危机被夸大或扭曲,学界则认为增长动力正在下降,双方针锋相对。会上还有观点指出,财政健全性正在恶化、物价管理日益吃力、反市场政策滥出。现将当天在热烈气氛中进行的主题发表与讨论加以摘要。

政策企划委员长李廷雨——参与政府着力于长期、结构性改革

近来对参与政府的批评大部分依据薄弱。参与政府可比作“云中之月”。云散之后真正价值便会显现。反市场主义、滞胀可能性、国家竞争力削弱等最近新出现的对政府的批评也都没有依据。

首先,“反市场主义”这一用词在其他国家也不会使用,是“略显激烈的表达”。仅因国家介入的领域稍宽便断定“这不是市场经济”是有问题的。国家承担医疗设施的欧洲能被称为反市场吗?市场方面关于反市场主义的指摘是视野狭窄的。

对于滞胀可能性的主张,不能说完全没有可能。但从多种条件看,普遍预测其可能性较低。当前油价相对而言也低于上世纪70年代水平。

也有人指出参与政府上台后国家竞争力被削弱,但这是由长期、结构性因素决定而变化的。一年半内就恶化是不可能的事。与客观因素相比,企业人士否定性回答的影响更大。

参与政府着力推进长期性、结构性改革。内容包括国家创新体系与创新型中小企业、教育创新与人才培养、废除特权与肃清腐败、房地产投机与不劳而获收入问题、市场改革等。

在中小企业支援方面,正以扩大技术开发资金支援的方式推进。在教育创新方面,为挽救公共教育而提高平时成绩比重,我认为是做得好的。大学方面称区分度下降,但这是对区分度的过度执着。

首尔大学教授郑云灿——信用卡公司的变通处理引发问题

2001年以来持续的货币扩张政策导致住宅价格暴涨及随之而来的社会不安、家庭负债激增、威胁物价稳定等,其负面作用压倒性地大于正面作用。

对参与政府上台后两度实施的隔夜利率下调对刺激景气有多大帮助,我持否定看法。特别是8月的降息是在消费者物价和生产者物价急涨的情况下进行的,有可能使国民对物价稳定的预期陷入混乱。

金融中介功能也整体上在削弱。外汇危机之后金融机构的健全性有所改善、规模也扩大,但金融中介规模反而缩小。不仅银行业,第二金融圈、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也出现类似现象。

市场资金短期化、游资化也是问题。金融机构中介功能削弱的原因在于“重视短期收益倾向”和“规避风险倾向”日益明显。可以说金融机构本应承担的风险管理功能实际上已经消失。这是因为贷款审查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尚未充分具备。

参与政府没有依照可谓常识的游戏规则处理信用卡公司问题,而是以变通方式处理,这是有问题的。不淘汰经营不良的卡公司、试图全部救活等做法也不可取。适者生存的原理消失,金融监督当局的可信度也严重受损。

短期景气刺激政策固然重要,但扩充长期增长潜力才是最重要的课题。为此,培养优秀人力资本是必需的。特别是要认识到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在于生产率提高,应致力于基础研究与源头技术开发。

国会预算政策处长崔洸——房地产政策无视供需原理

参与政府反复表明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经济政策基调,但从具体政策看,反市场政策泛滥成灾。

1987年之前,我国保守势力单方面得势,此后进步势力的声音则迅速增大。这可称为“市民社会的压缩式成长”。

在进步势力声音增大的过程中,特别是在遭遇外汇危机之后,各种反市场政策得以实施。强制企业退出、大交易(big deal)、负债比率或企业治理结构的一律适用、银行国有化、劳动市场僵化、僵化的劳资政委员会及允许工会参与经营等即为其例。

参与政府也延续了这种反市场政策基调。公开公寓成本、无视供需原理的房地产政策、对财阀掌门人和金融机构负责人的各种压力、为缓解失业难题的政府各种支援对策、可能导致国土向下拉平的国土均衡开发政策、偏向工会的劳资政策、保留出资总额限制制度、限制金融机构对系列公司的表决权、无视消费者自主性的教育政策等,这类事例不胜枚举。

政府政策若要成功,必须把符合经济理论的政策内容与领导者政治能力这一艺术性要素结合起来。要区分始终一贯追求私有财产权和经济自由的“市场经济主义者”,与虽称重视市场经济、却相信为了公益可以采取打破市场经济基本框架的特别措施的“市场经济论者”。我们需要的不是市场经济论者,而是市场经济主义者。

公共财政学会会长罗城麟——景气刺激政策未能影响增长率

参与政府正把财政用作短期景气刺激手段。从激活景气的角度可以理解,但令人担忧财政健全性恶化。缺乏根本性增长潜力扩充努力、仅为短期刺激景气的财政政策对经济没有多大帮助。

特别需要牢记,包括公共投资在内的景气刺激政策实际上几乎没有对经济增长率产生影响。若滥用短期刺激的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效果不大,反而可能造成只增加政府“债务”的结果。

考虑到预算需求增加、增长潜力下降、老龄化、低生育导致的税源基础削弱等,赤字财政和国家负债持续增加的趋势不能不令人非常担忧。特别是对我国而言,财政健全性比任何国家都重要。过去40年间维持的健全财政在克服外汇危机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然,我国国家债务在绝对水平上低于发达国家也是事实。但不应以此作为使国家债务激增合理化、或助长惯性赤字财政的理由。对惯性编制追加更正预算以及社会福利费用持续增长的趋势,也需要彻底重新审视。

而且高水平的税收减免长期存在,税收的低效率持续存在;财产相关税制负担过重,消费税体系复杂,准税收仍处于较高水平。财政基础由此相当脆弱。有必要将恢复财政健全性、增大增长动力、收入再分配等设定为财政政策目标,实践“宽税基、低税率”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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