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想一下,作为全球知名投资专家的伯克希尔哈撒韦董事长沃伦·巴菲特,如果在韩国经营事业,会得到怎样的评价。
巴菲特是继拥有480亿美元资产的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之后的美国第二富豪。自1965年以来,巴菲特将投资资产价值增加了5000倍以上,其投资手法值得众多人关注。他以挑选管理费用低、股价被低估、具有成长潜力且市盈率较低的公司进行长期投资而闻名。与其他投资家不同,他并未把根据地设在纽约,而是在自己出生成长的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从事事业活动。美国商学院学生和企业CEO最为尊敬的企业家正是巴菲特。他是未来将担负企业经营的年轻人才以及正在一线经营企业的后辈企业人的角色模范。
无论在美国多受赞誉,若在韩国经营事业,巴菲特或许会比其他企业人更早遭受被社会指责的磨难。没有实际生产活动,仅靠投资资本市场便成为巨富,在韩国式情绪下,他完全可能被贬为投机型商人。
如今在韩国,感觉看待企业的眼光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人把企业视为与军事独裁勾结的政经结合产物,也有人视之为依附外国尤其是美国的买办资本。因此常有一种印象:企业的社会贡献在韩国几乎被忽视。在这种条件下,企业把事业转移海外或不进行新增投资等事态,实在是艰难的局面。我国企业是过去30年以全球最快速度让国民摆脱贫困枷锁的主角。它们不只是少数股东和经营者的企业,而是我们社会和国民的企业。当下韩国社会需要以诚意呵护、鼓励并培育它们的关爱之情。
对人类而言,二三十年前根本无法想象,而今天哪怕缺少一天就会感到极大不便的便利商品不止一两种。汽车、冰箱、电视、电脑、手机等数不胜数的便利之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然,这些商品因技术开发与发明而问世。但正因为有企业将其大量生产、以合适价格投放市场并加以流通,它们才来到我们身边。
从贫困与Kia是最严重社会问题的60年代落后国家状态,跃升为国民收入1万美元级的产业国家,政府和国民的贡献当然很大,但承担最重要角色的主体首先是企业。企业扩大了经济规模,为国民提供了充足的工作岗位。对于大学时经历4·19革命、服兵役时经历5·16军事政变的笔者而言,靠美国剩余农产品解决粮食问题、连一份体面工作都难找的60年代韩国社会景象至今记忆犹新。尽管这是企业依循彻底的利润动机努力奋斗的结果,但仍应高度评价它们的社会贡献。
一切社会现象都同时存在积极面与消极面。依观察角度不同,很容易偏向于积极或消极。然而社会若要发展,就必须寻找共生、即所谓“双赢(win-win)”之路。“隐恶扬善”这一《中庸》中的圣贤之言,值得重新体味。企业与个人不可能完美无缺,优点与负面之处交织在一起是理所当然的。尤其越是成功的人,这两面越是鲜明。重要的是把错误之处隐去使他人不知,把好的地方广为传扬加以称颂。
相反,若把好的隐藏起来,只谈论并抨击坏的、负面的,则任何企业或个人都无法走上共生与发展之路,社会将充斥不信与矛盾。不是说鲸鱼受到称赞也会跳舞吗?希望进一步扶助积极面、静静弥补消极面的努力,发展为全国性的社会运动。我们社会缺少让年轻人日后想要效仿的角色模范。并非本来没有,而是在一旦成功、受到世人关注就立刻被强烈放大缺点加以抨击的社会氛围中,角色模范在开花之前便消失了。若能形成高度评价企业社会贡献、尊敬企业家的社会氛围,企业投资也将不难被激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