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8-29

[投稿] 消耗性的出资总额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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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随着国会开始讨论MRFTA修正案,围绕政府财阀政策的争论再度兴起。争论的核心是出资总额限制制度与财阀所属金融系列公司的表决权行使限制。然而非常不幸的是,这场争论并未致力于查明经济问题的理论与实证效果,而是带有相当消耗性的意识形态或政治色彩。

先把讨论局限于出资规制来看。反对逻辑的重要一环是主张出资总额限制制度会抑制大企业的设备投资。近期似乎有人把政府对财阀的出资规制指为经济困难的原因之一,从而博取普通国民的情感认同。重要的是这一主张在实证上是否成立。

不能成为大企业投资萎缩的依据

KDI的分析结果显示,1998年至2003年间,大企业集团投资率与被出资增长率的相关系数平均为0.064,投资额与被出资增加额的相关系数为0.021,均非常低。

特别是1998年至2001年是出资总额限制制度被废除的时期,即便在此期间也无法证明出资与投资之间存在直接促进的关系。

尤其需要提醒的是,近期设备投资低迷的因素主要在于非上市中小企业投资不振。外汇危机后大幅萎缩的上市企业设备投资,据推测在2003年已转为增长。

概言之,近期我国经济设备投资不振的原因并不在出资总额限制制度。相反,根本原因在于大企业因对未来经济环境存在巨大不确定性而对设备投资这种“具有约束力的经济行为(commitment)”踌躇不前,中小企业则因收益性恶化而本身缺乏余力。

那么,我们应如何理解围绕出资总额限制制度的过热争论?我国财阀集团的支配性大股东尽管在所有权层面属少数股东,却在表决权层面拥有支配股东的地位。准确地说,是支配性少数股东。我国的支配性少数股东体制依靠广泛的系列公司间出资来维持。

过去政府的企业公开政策与所有权分散引导政策,实际上是以发达国家的独立企业体制为隐含前提,结果与初衷不同,导致通过系列公司间出资的东远集团实现所有权分散。近期的研究表明,这种支配性少数股东体制可能给整个社会带来成本与低效率,因此需要政府以某种形式出台政策以减少其社会成本。

在此脉络下,OECD在2004年发布的公司治理结构最佳准则修正案中,也建议重新整理企业集团层面的治理结构原则。

应整理治理结构原则

我国出资规制的理论依据也正在于降低支配性少数股东体制的社会成本。MRFTA修正案基于这一基本认识,包含了合理改善出资总额限制制度的装置,这一点应予积极评价。此类稳健性规制通常可以防止少数的脱轨行为及其社会成本。

出资总额限制制度目前通过适用除外和例外认定,在与强化企业竞争力、扩充增长潜力等相关的领域允许不受出资限额约束地向其他公司出资。也就是说,出资总额限制制度并非对大企业投资活动的制约条件。截至2004年4月,18家出资总额限制对象企业集团在相当于净资产25%的出资限额中仅出资了10.4%,这一点即为佐证。

围绕出资规制的争论,实际上大多是少数财阀集团为使稳健性规制失效而出于政治意图主导的。2001年也曾发生过。削弱企业竞争力的不是出资总额制度,而是把一切都归咎于制度的扭曲而矛盾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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