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工作岗位如同基本人权。在经济衰退感受尤为强烈的当下更是如此。
工作不仅维持生计,还通过社会关系确认个人的社会存在,并由此证明其能力与存在价值,因此可以说其重要性与自身的存在同等。
然而,即便失业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人们对创造就业的期待却令人失望,有时甚至令人绝望。对就业的悲观情绪甚至随着经济衰退蔓延至社会底层。
尽管政府和执政党推进了设立就业对策特别委员会等一系列努力,但仍缺乏令人满意的综合、系统的对策,社会上甚至弥漫着“照这样下去会不会出大事”的危机感。
就业创造不振可能有多种原因,但可以首先列举出来。一方面忽视了向新社会的“结构性转型”及由此衍生的新需求,另一方面创造就业的政策过度依赖企业,并将重点放在“社会性岗位”的创造上,从而导致根本性的岗位不足陷入恶性循环。
我们的社会正随着信息化的扩散而急剧变化。信息化在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层面上伴随着根本性的结构变动,并需要各个领域的电子化及电子信息能力。
因此,职业范畴的基本基础正在“由工业劳动向知识信息劳动替代”,与之相应,岗位需求更多产生于知识信息社会新要求的职业范畴,而非包含在既有职业范畴周边的社会性岗位。
因此,为创造就业,必须大量发掘新的职业范畴,并将其制度化为稳定的职业。然而目前仍缺乏对此的根本性探索和政策替代方案。这种现实与政策方案缺失带来的脆弱性,在女性就业创造上体现得一目了然。
据某职业介绍公司称,随着近期经济衰退持续,家庭主妇的求职活动增加了81.2%。经济活动意愿强烈的20~30多岁人群增幅分别仅为38.2%和56.7%,而主妇则呈现81.2%的高增长。这意味着女性对工作的需求很高,而岗位供给却非常薄弱。
可以说,直到几年前,女性的岗位大多还是家务劳动性质浓厚的非熟练服务性劳动。
随着经济增长,女性的经济活动比率和社会参与大幅扩大,进入专业职业的比率也持续上升,但女性的岗位仍集中于面包糕点师、厨师、月嫂、社会福利师等边缘性岗位。
考虑到连社会性岗位都要展开激烈竞争的现实,为创造女性就业,亟需从反映向新社会范式转型的岗位需求与供给层面进行根本性反思并制定政策。
在此脉络下提几点建议:第一,创造就业过去主要依赖企业扩大雇佣,如今应考虑社会结构性范式转型,制定综合、系统的计划,由政府积极进行政策介入。
第二,政府的政策介入应从30%配额制的消极方式更进一步,转向积极方式,即培养专业能力、实现劳动的专业化,以满足信息技术(IT)、文化、旅游、东北亚国际金融及国际商务等下一代增长产业各领域的需要。
第三,为使优秀女性人力得到有效且富有生产性的培养,应建立通过持续专业化调节供需的女性专业人力培养体系。
第四,在对女性社会性岗位进行制度性改善的同时,应消除育儿等妨碍女性求职活动的因素。
第五,女性所处的社会状况非常多样,因此需要针对女大学生、未婚女性或已婚女性等不同社会状况,制定岗位特色化和差别化的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