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8-05

[投稿] 社会大妥协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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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内外企业投资低迷,韩国经济正饱受困扰。

对此,保守一方称这是因为现政权的亲劳动者或反市场倾向,日日发起政治攻势。

然而投资低迷的问题早已是注定的。因为外汇危机之后韩国经济作为新范式所接受的、重视资本市场纪律的美国式经济改革,其中深深植入了抑制投资的复杂机制。

因此,当初积极支持美国式改革的保守一方,绝不能说在投资低迷问题上是无责的。

回顾起来,美国式经济改革是通过保守与改革两大阵营间的默契达成的。

拥有既得利益的保守阵营为摆脱政府束缚而支持它。改革阵营则以经济民主化为理由作出这一选择。而且非常自然地,外国资本被指定为经济先进化的战略伙伴,为了它们自由进入,资本市场被大幅开放。

在此过程中,外国资本的进入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

过去以银行贷款资本为主,如今大部分是机构投资者提供的股东资本。这些外资股东资本已在国内有力企业和银行业获得了巨额投资持股。它们同时堂堂正正地以主人身份,将企业活动的目标规定为股东利益最大化。

就这样,在以危机为契机把国家主导型经济转变为市场主导型的过程中,孕育出了外国资本正面功能论。

这派生出资本市场开放论,进而使股东利益最大化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经济原理。问题恰恰就在股东利益最大化上。因为股东的短期利益逻辑妨碍了中长期投资。

最终,国内有力企业陷入了只有利润创造而没有就业创造的“优良悖论”陷阱。

金融机构则回避提供风险资本。当初外国资本被期待能扩大总投资的蛋糕。然而以股东资本身份进入的外国资本使经营视野短期化,切断了国内储蓄与国内投资的连接环节,反而使总投资萎缩。

因此,为恢复投资而制定对策,必须聚焦于如何克服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压力。解法的方向性虽然明确,但对策的制定并不容易。

因为不能为了阻止股东利益最大化而逆转资本市场的开放。归根结底,需要在承认外国资本自由进入的同时,采取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其影响力的措施。

我认为可行的措施大致如下。

首先,应以社会责任为前提稳定财阀的支配权,并把韩国国民年金的一部分指定为战略账户,向主要金融机构提供稳定持股。

同时,需要通过规制股票期权切断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合谋链条,通过员工持股改革扩大劳动者参与经营型的出资,并加强公权力对制约实体经济发展与稳定的投机行为的监督等。

这些措施在利害相关方之间都极具争议空间,因此提早引入并不简单。

唯一的突破口是作为权力核心的青瓦台以冷静的问题意识为基础,怀着坚定意志,在大框架下达成社会大妥协。

不知不觉间,国民经济在金融全球化的滔天巨浪中,如困于窗框的龙一般苦苦挣扎。

必须把开放视为宿命加以接受,同时紧急建立能把开放成本最小化的内部调节装置。

能够承载这一切的容器正是社会大妥协,只有在这一条件下,才可能实现同时满足增长、分配、投资、就业的市场经济。当然,这样的实践并非易事。

为实现以强化国家竞争力为目标的国内投资活跃,需要全体社会成员,也就是家庭、企业、政府等经济主体的持续努力与忍耐。如果以安逸的姿态推迟社会大妥协,不能排除韩国经济陷入更严峻局面的可能性。

/李灿根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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