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因罢工导致劳动中断的劳动损失日数来看,我国比主要发达国家最多高出100倍以上,令人震惊。据韩国银行金融经济研究院发布的《经济成熟期成长环境变化与应对方向》报告,2000~2002年韩国年均劳动损失日数为每1000名劳动者111日,与仅为1日的日本形成巨大反差,也超过美国56日的两倍。特别是,日本工会参加率为21.5%,而我国仅为11.4%,劳动损失日数却更多,这说明恶性罢工较多。
由于罢工日数多,体现经营成果的国内制造业总资产经常利润率在此期间年均仅为3.0%,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美国的5.2%和德国的6.2%。此外,此期间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也仅为3.3%,未及年均实际工资上涨率,这与生产率增长率高出实际工资上涨率2.5%的上世纪90年代完全不同。
这些数字的结果,正体现为令人担忧"南美式坠落"的我国经济现状。首先,邻国日本从长期景气萧条中苏醒、进入全面活跃阶段,连走向海外的企业也纷纷回归本国,而国内企业的海外出逃潮却看不到尽头。突破内需萧条的唯一途径是投资,但在强硬工会当道的局面下,没有经营者会考虑投资。国内投资若不活跃,就无法创造岗位,没有收入则无法摆脱信用不良与消费萎缩的恶性循环。
因此,劳动界不应只顾春斗、夏斗,通过全年罢工争抢自身份额,而应转变思维,确立企业与工会共生的劳资关系。在青年失业泛滥之际,年薪5000万韩元以上的高收入者为了多拿一些、更轻松一些而发动罢工,无法获得国民支持。地铁罢工一无所获便撤回罢工的结果,充分显示了不负责任的罢工优先主义会走向何种结局。特别是,无论合法还是非法都先罢工再说的工会根深蒂固的固有观念,与谈判不诚实之后干脆叫来公权力的雇主方态度一样,都是必须消除的陋习。
政府也应尽量克制介入,努力使自律协商的惯例得以确立,同时对非法罢工当然须以更为严正的原则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