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7-26 | 김영기 윤혜경

误判接连不断 经济政策产生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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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连误诊致经济政策产生反效果 政策领导者片面看问题、只坚持自我主张,照顾弱势群体、扶持中小企业等措施结果却相反

显示企业景气体感度的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企业景气实查指数(BSI)自去年7月以后呈“90.3→91.4→109.6→110.3”的陡升曲线。当时政府统计也开始高唱“希望之歌”。但该数值在11月回落至102.8,12月进一步滑落至98.7。全经联一位相关人士回忆当时的气氛称:“没想到大选资金调查和总统的信任重投言论等会如此迅速地冷却企业的积极性。”企业本已因伊拉克战争等外生变量而极度疲惫,在来自政界的冲击下过于轻易地崩溃。这相当于出现了所谓“履历效应(hysteresis)”——经济一旦因外部冲击脱离均衡,即便外部因素消失也难以轻易恢复原状。

本届政府成立以来不断延续的危机论,令大企业对增长产生了怀疑。借“进步的民主主义”之势喷发出的社会矛盾,在领导力缺位中蚕食了所谓“企业家精神”。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李宪宰所宣讲的“开发年代式增长论”未能避开分配论者布下的陷阱。这类指摘意味着,正如上世纪60至70年代美国经济所面临的那样,否定既有秩序或惯例的现象蜂拥而来,经济主体因此陷入矛盾与不安的恶性循环。

整体经济的这种混乱在企业的投资行为中表现得最为鲜明。据韩国银行统计,5月制造业生产能力增长率为5.2%,远低于生产增长率14.1%。反映企业设备投资必要性的制造业设备投资调整压力指数(生产增长率−生产能力增长率)也达8.9个百分点,超出临界值。中坚D集团一位高层高管表示:“本来正是应该扩充新设备的时机,但前景看不清,谁会出手呢。”

大企业好在有基础体力,目前尚能撑住。家庭部门则仍处于连“误诊”都无法作出的状况。李副总理提到的“无力症”和“忧郁症”,反而被解读为较为接近现状的诊断。但一进入具体方案,政府的处理方式立即暴露出局限。一位要求匿名的民间研究所研究委员指出:“本届政府以来政府推行的政策是反着来的。”政府虽推行了各种照顾弱势群体的政策,但结果只是扩大了有资产者与无资产者之间的不均衡。也有批评称:“有些人(官僚)片面地看经济,只想贯彻自己的主张”(A研究所首席研究委员)。

有资产者把钱转移到海外,虽尚处初期阶段,但若照此下去甚至蕴含出现上世纪90年代末发展中国家所出现的资本外逃(capital flight)的可能性。在汽车内需方面,据称由前3%阶层使用的高级轿车销售正在下滑,而在洛杉矶等地韩国人为购买房地产而门庭若市。也有解释认为,这是分配政策所带来的对“富”的偏见造成的结果。

中小企业也一样。正如在政府最近推出的综合对策中所能看到的,政府热衷于让金融界承担大部分处于夹心境地的中小企业的复生任务。政府只是反复念叨金融部门至今仍未摆脱落后的“羊群效应(herd effect)”。实体与金融部门的“复合萧条”可能性正在升高,“流动性陷阱”(三星经济研究所专务郑文建)正在加深。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委员崔公弼表示:“在因开放而竞争力不断下降的情况下,政府似乎在纠结于是否应以保护政策来推进的选择。”

部分专家认为,政府诊断的错误应从“诊断的二元化”中寻找。即决定政策的青瓦台与财政经济部所持的危机意识和诊断相互错位。执政党一位高层政策负责人讽刺道:“政府内部不同势力同时踩油门和刹车。”一家官方研究所首席研究委员指出:“本应一贯地寻找原因,但既无统一点,对立的根源又太深,政治上也难以包容”,“房地产政策是本届政府误触雷管的代表性例子”。

专家们一致指出,只要不对经济主体所说的模糊不确定性与混乱作出根本性诊断,财政、税制、货币等所有政策的效果都只能原地踏步。

金永基记者 young@sed.co.kr

尹惠京记者 light@sed.co.kr

录入时间:2004-07-26 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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