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宪宰副总理表明辞意的消息见诸电波的时间是19日7时。韩国广播公社(KBS)报道之后,财经部的解释材料随即发布。记者们试图向李副总理确认,但电话无法接通。包括Seoul Economic Daily在内的三家报社记者最终前往位于汉南洞的联合国村住宅。时间已略过晚10时。也确认了李副总理刚刚回家的事实。然而紧闭的铁门始终未开。电话也无人应答。在一味等待并不断尝试通话之际,才勉强联系上李副总理的夫人陈女士。随后门开了。
采访在八户人家聚居的别墅二楼健身房进行。此时约为10时40分。在这难得的场合,李副总理就自己的辞职传闻、国家愿景、市场经济论等,敞开心怀谈了两个多小时。采访途中,李副总理边喝着秘书端来的罐装啤酒,边似忘却时间地袒露心声。虽似有醉意,却无重复啰嗦之语。整个采访过程中,李副总理表现出对市场经济的坚定信念。现将与李副总理的深夜访谈删去激烈表述后,按主题全文刊载。
“李宪宰是斗志很强的人。在比这更艰难的处境中也是一路拼杀走到今天。不会做那种小家子气的事。”
“有人拿道德性说事。是要回到十年前吗。现在政府正在进行一场巨大的战斗。要是冲我挑刺,我辞职就行了。只是这种问题竟然成为问题,本身就让人不快。法律上没有问题,为什么要挑刺。我和律师商量过。律师说解释上无法在法律上挑刺,但一段时间内最好什么都不做。所以我就没做。2002年春天吧,曾在我手下的崔范洙(当时的国民银行副行长)来找我,请我担任顾问。我和律师商量了。虽然还不到两年,但觉得还是不做为好,所以没做。之后就忘了这事。可是2002年8月吧,他又来了。当时国民银行处境十分混乱。崔范洙那时是负责企划的副行长。于是我接受了。申报了所得,税也全交了。500万韩元中扣完税,实际拿到的钱只有270万至280万韩元。但我不愿刻意解释和辩解。我也对财经部的部下们说,不要辩解也不要解释。秘书室长说‘这在国外是常见的事’,我便说连外国事例也一概不要提。考虑到国民情绪,嚷起来的话,解释也要被骂,不作声也要被骂。这种状况也挺可笑。该辞职时我会辞职。但眼下这算什么状况。”
“对顾问费报道很不满。只写客观事实就行了。可为什么还要加上散发怪味的评语呢。因为还牵涉到别人,我觉得说话要谨慎。如果我强调两年之说、强调法律上没有瑕疵,那么并非如此的全允喆监查院长和李正载韩国金融监督院长会怎样,我也考虑过。所以故意不提两年这一点。媒体也都调查过了,也知道法律上没有问题。结果又扯出道德性的话题。”
“我不认为有什么意图。但对报道处理方式不满。说是为了日后重返政府而缴保险费,回想一下当时吧。当时认为我会重新进入政府的人能有多少。其实这次的事,若不是李宪宰,根本不会有任何问题。不就是因为我才成了新闻吗。(对于海外关注度高的提问)外媒大概会那样吧。”
“(关于阴谋论)不是金融监督院。我毕竟曾是那里的首长,会那样做吗。那是我长期照看的组织,我不认为他们会那样对我。(语气笃定)”
“该辞职时辞职就行。但现在不是那个时候。要说憋火,我现在就想辞。但不能凭情绪行事,不是吗。要下定决心才会行动,现在还不是那个时候。道德性受到怀疑,我是否还该担此重任,我自己想了很多。”
“我明确说一句。如果我打算辞职,我会明确告诉你们我要辞职。”
“有一点你们看不到。看看那些银行行长,如今没什么可心虚的。不需要弄钱去做秘密资金。这样一来劳资问题也就没有了。对工会也没什么可心虚的。自己该花的都花,每月还能给家里拿2000万韩元。第二,行长不是从内部提拔的人,而是从外部请来的。这是为了与内部腐败切断联系。从内部培养起来的话,会不断延续下去。必须切断这个。”
“我尊重卢总统的哲学。我认为那是为国家操劳。但我自己的方式也很重要。就像企业做IR一样,政府也要做IR。政府好不容易努力工作了,只有IR做好,真意才能准确传达。为什么我们跑到海外去,努力会见外国记者做IR,在国内却不做呢。我反倒认为,比起外国记者,更应该向韩国记者努力做IR。
上周举行的政策研讨会也是出于这种想法。今后大约每两周定期举办一次。上次研讨会是由国策研究所出面做主题发言,今后打算请民间研究所和外资投资银行的专家、分析师等来,敞开交换意见。
所有关系都要圆满地理顺。我把当前状况表述为危机综合症。记者对政府的话不信任。至少要消除信息的不均衡。卢总统也会有委屈之处。自己在尽力而为,却因政治原因导致经济状况艰难。”
“就是说看政策和现实的眼光不同。认为正确的事就要坚持到最后,这才重要。我曾在曾任比尔·克林顿前总统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劳拉·泰森在职时见过她。可她身在其位却批评克林顿总统。但泰森对总统怀有深厚的感情。这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对于副总理与卢总统的关系是否如此的提问,他说不要做引导性提问,回避了直接回答)”
“世界在可怕地变化,这样拽后腿行吗。有该负责的事,我也可以负责辞职。但国家经济必须理顺。今晚我对韩国环境部长官说,若省了环境成本,日后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同时明确表示不会在环境成本上省钱。国家经济也是如此。即使状况艰难,市场经济也必须扎根。”
“在巴黎买3万美元的珠宝,会被当作‘该杀的人’。可要是在首尔买,被当作更‘该杀的人’。在首尔买3万美元的珠宝,流到国外的钱只有6000美元的原石钱。剩下的2万4000美元留在首尔。拒绝这种消费会怎样呢。同样的消费,也要让它花在国内。这样穷人才有赚钱的机会。”
“看看公寓销售价格公开的事吧。这是场闹剧。全国都在这个问题上倾注国力。公寓销售价格是否公开有那么重要吗。人人都拿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公开几个项目,其余不公开……国家领导人们精疲力尽地纠缠于此。”
“空白信托制度也一样。这一制度若引入,好端端的人要离开公职。我为什么要谈30多岁、40多岁(386一代)的重要性呢。画一个人的生产率曲线,从25岁前后生产率开始一点点上升,到30多岁和40多岁生产率急速上升。之后从50多岁开始下降,进入60多岁则急速下滑。可30多岁40多岁的人却只顾搞政治。前不久谈386一代,也是坦率地说这一代人必须奋起。这种话都不能说吗。他们是国家最重要的人。可这一主力世代却在胡闹。女性挣不到钱,主力世代在胡闹,剩下的国民最可怜。我在女性经济人协会想对386一代讲的话,该怎么讲,我苦恼过。直到凌晨5时左右,才想出能凝聚我想法的两个词。就是做经济的心(economic mind)和做经济的法(market principle)。”
“看看派兵伊拉克的问题吧。我们在艰难时期自愿参加越南战争。那是为了赚钱。这次却把派兵伊拉克骂得一钱不值。我不是保守派。只是说国家要像个国家。国家养着军人,就是为了在需要时让他们去死。”
“30多岁、40多岁的人只顾搞政治。我说要奋起,这种话都不能说吗。我说得很客气了。”“国会议员独断专行并不重要。对一个一万美元水平的人,只能有一万美元水平的经济。”
“我们陷入了危机综合症。是不知危机为何物的年轻人陷入了‘危机综合症’。Moduda高喊危机。若危机不来,就算不赔本。危机不来,就说是多亏我嚷嚷才没来;危机来了,就说我不是早说是危机了吗。”
“修一座高尔夫球场,我们要花整整五年。现在等待获批的地方多达230处。打算把这些一次性在120天内办完。仅凭我的想法恐怕不行,但我对韩德洙(国务调整室长)说过,打算这么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对我们非常重要。打算利用必须在9月前完成的地区特区法。不管是教育还是别的,都要利用。看看在中国兴建的观澜湖高尔夫球场吧。据说要在那里建12个球场216洞。现在正在建6个球场,共108洞。打算在木浦南边建度假特区。打算建几十个高尔夫球场。从群山起飞两架满载游客的飞机。满座。而且满座返回。我们哪怕只做到让游客不出国、把游客留住,就是赚钱。”
“(次官)是我留任的。我认为为了组织的稳定必须留任。次官人事那么让人好奇、那么重要吗?”
输入时间:2004-07-20 2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