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国中小企业正处于紧迫境地:在没有国界的变革风浪中,不久便要押上生存一决胜负。全球化带来的世界性分工浪潮,再一次印证了“不具备竞争力的企业已无资格参与市场”这一丛林法则。
上世纪60年代以后,我国中小企业以社会经济弱者的身份,在政府保护与支援的屏障下得以成长。其结果是,中小企业作为活跃的多数也曾展现出未来的可能性。然而那只是一时。落后的技术力、停滞的经营方式、恶劣的企业环境等,最终迫使中小企业以海外扩张这一突破口作为求生选择。持续40年的中小企业政策未能取得像样成果,陷入了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的困境。
事实上,在当今这样的数字经济中,中小企业才是最理想的企业形态。因为面对日益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者,以及生命周期迅速的商品,只有具备专业性与灵活性、机敏性与创造性特征的中小企业才能有效应对。然而如今世界各国重视中小企业的理由在于中小企业本身的功能。中小企业以地区为据点,通过富有活力的活动为整体经济注入生机。他们以企业家精神为基础,不断推动技术创新并创造就业。因此中小企业被视为“经济中的苗木”而受到关注,并被期待成为未来的成长主体。
要解决国民收入2万美元时代与创造就业这一我国经济的当前课题,并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扩散基于技术创新的创造与挑战精神,就必须比任何事都更积极地发挥中小企业的作用。趁还不太晚,应集中智慧重振我国中小企业。应关注于解开中小企业因其身份而背负的枷锁,使其重生为未来的主角。要有效实现这一点,还有待解的课题。
第一,应将支援目的从过去那样的扩大基础转向结构改善。如今我们周围需要结构改善的中小企业比任何时候都多。无论内需企业还是出口企业,他们都在谋求强化自身能力。非主力产业渴望高附加值化,传统上仅依赖内需的企业渴望进军海外。落后地区想振兴特色产业,竞争力不足的企业则尝试向海外转移。结构改善在资源利用层面也能取得巨大成效。因为企业一旦丧失竞争力被产业界淘汰,其随之埋没的经营诀窍、技术力、营业网、出口渠道等无形企业价值,可以得到积极再利用。
第二,对未经检验的企业提供一时性的资金支援应予避免。若发生短期且特殊的流动性危机,国家层面的金融支援可具正当性。但脱离市场的资金支援反而会拖垮其他有竞争力的企业,最终导致中小企业整体竞争力下降的结果。
第三,应重新确立担保制度的损失分担机制——该制度于70年代中期引入,如今是中小企业筹资手段中利用度最高的。应改变由一家机构单方面承担损失的现行机制,设法让担保市场参与者即担保机构、中小企业、金融机构以及政府等按各自角色分担责任。理所当然,担保机构应对企业评价结果承担首要责任。企业则应以享受经济效用的程度为准,原则上按市场价格承担负担。作为中介者的金融机构也应就金融交易中产生的便利给予相应补偿。政策当局当然也应尽到作为担保市场存续与担保产品引入的最终保护者的职责。
人们把体育比赛称为“没有剧本的戏剧”。意思是逆转局势的妙趣格外富有戏剧性。当前中小企业界也到了需要这种逆转的时点。我国经济的所有成员都应以不偏向任何一方的心态,为中小企业的逆转集聚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