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尔光化门信息通信部大楼的办公室里,过去阻隔各室、局之间的墙壁已不存在。除室长、局长外,所有人都在开阔通透的空间里工作。感觉仿佛走进了民营企业的办公室。
信息通信部被视为参与政府成立以来在组织形式和业务等方面变化最大的部门。而这一变化,自出身韩国顶尖企业Samsung Electronics首席执行官(CEO)的陈大济长官就任之时便已可预见。
他就任长官后,把信息通信部称为“信息通信部股份公司”。他既在公共组织中引入“六西格玛”等民间经营手法,又正在引入名为“政策管理系统(GPLCs)”的新系统。
GPLCs是对从政策立案到执行及评估的全过程进行系统化管理,将各室、局的政策制定乃至执行、后续管理的全过程建成数据库(DB)。
例如制定移动互联网相关政策时,不仅最终政策成果,为此召开的各类会议内容、各室局推进情况等都会条理清晰地建成数据库。即使业务负责人更换,利用该系统也能一目了然地掌握此前的推进过程,从而把熟悉业务所需的时间降到最低。
不过,比这种外在业务系统变化更重要的变化,是信息通信部所追求的政策目标。
它摆脱了过去通信业监督、监管机构的框架,把培育下一代成长产业作为部门的核心目标。
这如实体现了他自就任初期便强调自身角色是“创造5至10年后韩国经济新饭碗”的意志。
今年5月通过组织改编设立了“信息通信战略企划官”“动向分析担当官”等在政府部门中颇为新鲜的职位,近期又面向室长、局长引入CEO使命制度,并把目标管理制(MBO)从现行的4级以上扩大到5级以上实施。
陈长官表示:“如今政府也应以组织和系统而非人为中心”,“通过这一点,政府将能够实现具有一贯性的政策制定与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