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待石油的视角大致有两种:将其视为“战略商品”和“市场商品”。
将石油视为“战略商品”的观点自19世纪后期石油出现以来一直延续。20世纪初,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将英国海军舰艇的燃料从煤炭转为石油,石油随之成为战争必需资源。为确保石油供应,各国相继设立国营石油公司,围绕石油的国家间争夺战由此开始。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成为强化各国对石油的拼命需求的决定性契机。仅五六年间油价暴涨十倍以上,世界经济陷入大萧条。此后,石油不仅是军事战略物资,也成为维护经济稳定的必需物资,成为战略储备与确保的对象。
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国际石油市场的发展,将石油视为“市场商品”的观点出现。即石油是流通性极佳的国际市场商品,只要有储油罐,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自由采购。因此,比起各国单独为确保石油所做的努力,更需要为稳定国际石油市场而进行的国际合作,过度的石油争夺竞争反而只会使石油市场更不稳定。
这两种立场反映了能源“政治化”与“市场化”同时推进的能源现实世界。但重要的是,9·11恐怖袭击之后,能源世界的“政治化”浪潮日益汹涌,国际石油市场的不稳定性也随之加深。主要能源消费国竞相确保能源,尤其是成为巨大能源消费国的中国,与其依赖美国主导的国际石油市场,更着力于独自确保能源。
那么,为应对能源“政治化”及由此导致的能源市场不稳定性放大的局面,我们应当朝什么方向制定国家能源战略?
第一,应从国家安全层面重构能源组合。在连家庭理财都强调分散投资的当下,一个不产一滴油的国家石油依赖度高达50%、石油的中东依赖度接近80%,这是不合常理的。考虑到美国石油的中东依赖度为20%、西欧仅为16%,说我们把经济的生死托付给政治上不稳定的中东地区也并不夸张。作为降低石油中东依赖度的替代方案,应关注继中东之后迅速崛起为第二大石油产地的俄罗斯。俄罗斯正迅速成为今后可为国际石油市场稳定作出贡献的美国能源盟国,世界能源版图的重心已在向俄罗斯和里海地区转移。
第二,需要建立全面合作体制,把为确保能源资源而产生的竞争与冲突关系发展为互补的合作关系。尤其应尽快确立应对危机的能源安全保障体制。例如,正如经历两次石油危机的石油消费国创设国际能源机构(IEA)以强化危机应对能力,也应通过创设东北亚版IEA(暂称NEAEA)来确保石油供应与价格的稳定。强化石油储备、构建互通系统、石油储备基地的共同经营与使用等,可作为东北亚中心国家项目的一环加以推进。
第三,需要重新定义能源安全概念。如今能源危机的成因与波及效应已超越以往的数量危机,扩展到价格危机,乃至国家安全层面的总体危机,日趋多元化、复合化。因此,国家能源战略应朝着同时兼顾稳定能源供应、确保合理价格、规避围绕能源的国际政治风险的方向制定。为此,需要强化安全、外交、危机管理、贸易、产业、科学技术等政策的联动,制定综合考虑国家利益的能源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