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6-25

对经济百病之源土地管制大动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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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之所以启动对土地管制的大规模整顿,是基于现行法律与制度过于散乱、不透明的判断。

尽管因各部门意见分歧而预计“难产”,李宪在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仍在就任后立即强调土地管制改革,是因为他认为企业投资不振和房地产投机等经济百病的根源在于复杂的土地管制。

也就是说,通过整顿土地管制顺畅供应可用土地,为经济打开通道,是此次“战争”的最大目的。此外有观点指出,为解决因行政便利主义的法律、制度导致真正使用土地的普通国民无法准确掌握土地管制现状这一矛盾,“大手术”也已不可避免。

◇每块地平均受4.6项管制

韩国为管制土地利用而引入用途地区、地段制度的历史可追溯至日本殖民时期。

自1934年《朝鲜市街地计划令》首次引入用途地区、地段以来,经1962年《城市规划法》、1972年《国土利用管理法》等,以管制为主的土地政策一直延续至今。

由此,目前已产生112部土地相关法律和298种各类地区、地段,最终导致指定面积达到全国土地面积的460%。相当于所有土地都受到相当于自身面积4.6倍的管制。

更何况随着经济规模扩大,工厂、道路、住宅供应等对土地的需求持续增加,但可作为开发用地使用的面积仅占国土总面积的5.6%,人均仅36坪。

这与可用面积占国土13%(人均161坪)的英国、7.0%(65坪)的日本等相比严重不足。

政府还预测,按此趋势,到2020年每年将短缺相当于汝矣岛面积(2.9平方公里)20倍的58平方公里土地。

◇现行土地管制的问题

首先有观点指出,目的相似的用途地区、地段常被重复指定,令国民困惑。加之指定时几乎不反映当地居民意见,结果大多数国民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土地受到何种管制。

此外,各单行法规定的许可标准和程序互不相同,国土滥开发的可能性长期存在,而且一旦指定,即便周边环境变化也很难修改,这些也是政府承认的问题。

例如,按《国土规划法》,3万平方米以上的开发必须制定地区单元规划才可进行,但《山地管理法》中即使超过3万平方米也存在无需制定规划即可开发的情形,缺乏一致性。

此外,开发行为限制混杂采用所谓“负面清单制(规定不可为之行为)”与“正面清单制(规定可为之行为)”,在地区、地段重叠时难以理解。

◇政府改善方案及意义

政府提出的土地管制合理化方案,基本思路是将相关管制从以管理者为中心转向以使用者即国民为中心。首先,在298种用途地区、地段中,针对与利用管制相关的181种地区、地段,通过整顿行为管制和审批实现“简化”,再积极反映居民意见实现“透明化”,同时为高效管理实现“电子化”。

据此,第一阶段将在今年内制定《土地利用管制基本法》,明年上半年提交国会,整顿散见于各单行法中的管制;第二阶段则将所有用途地区、

地段统一纳入《国土规划法》体系。

例如,政府决定通过制定土地利用管制法,限制新设伴随新的土地利用管制的用途地区、地段,并通过对用途地区、地段每5年重新评估,抑制不必要的土地用途指定。

此外,为实现土地利用管制透明化,将听取居民意见的程序法定化,制定地区、地段指定及边界划定标准,同时将地籍公告程序系统化,使任何人都能明确了解指定现状等。

归根结底,此类计划的最终目的在于扩大可建工厂和住宅的可用土地供应。此前因过度管制导致土地供应不足,进而推高地价、形成高成本经济结构,最终使国家竞争力下滑,如今要将其扭转。

同时也体现出要同时打破“地价上涨—居住费负担加重—要求加薪—劳资纠纷”以及“地价上涨—企业回避投资—工厂外迁—制造业空心化”这两个恶性循环的意图。

此外,减少因滥开发争议和环境纠纷频发而耗费的社会成本,也被解读为此次土地管制合理化的另一目的。

但政府提出的土地管制合理化方案仅是土地管制改革的第一步“路线图”,要走到废除作为韩国经济“癌症”的不合理土地管制,仍有许多山要翻越。

因为各项土地相关法规以及用途和地区指定中,各部门的“饭碗”复杂交织,而中央政府与地方自治团体、广域自治团体与基层自治团体、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利害关系也尖锐对立。

(首尔=联合新闻)记者 李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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