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6-20 | 김창익 기자

[百想经济研究院时事诊断] 增长与改革,是选择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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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想经济研究院 时事诊断] 增长与改革,是取舍问题吗 通过改革营造投资环境、提升企业竞争力,为劳资争议解决方式立下原则并规范化

 • 主题发表 出席者: ㆍ郑熙秀 白想经济研究所院长 ㆍ朴容晟 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 ㆍ郑德龟 开放国民党国会议员 ㆍ朴世逸 大国家党国会议员 主办:白想经济研究所、大韩商工会议所 地点:白想经济研究所大会议室

“增长与改革并非二分法的关系。要实现人均收入2万美元时代,增长是必需的,而为此必须伴随改革。但改革必须是为了增长的改革,也就是说必须是亲市场的改革。”

在Seoul Economic Daily与白想经济研究院17日举办的“增长与改革:是取舍问题吗”时事诊断讨论会上,出席者一致认为,要重振极度萎缩的投资与内需,增长与改革必须并行。不过他们也设定了前提:改革必须是能够支撑增长潜力的亲市场改革。为此,出席者把发掘增长动力列为首要课题,并一致表示放宽管制、教育改革与改善劳资关系应最先着手。

尤其是“要使市场体系的改革真正实现,经济主体的心理改革必须先行”这一指出,获得了出席者的共鸣。他们认为,在轻视汗水劳动的风气消失之前,很难期待经济复苏或发展。

▦郑熙秀院长=参与政府成立以来,一直把力量投入到经济部门增长动力的发掘上。但围绕增长与改革何者优先,争论不断。请先谈谈今后理想的政策方向是什么,以及增长与改革的关系如何。

▦郑德龟议员=增长与改革本不能以二分法划分,但此前的讨论一直是那样进行的。如果说增长是经济的向心力,那么分配可比作离心力。增长与分配相协调,国家竞争力才会上升。特别的是,增长与分配的问题正超出经济问题的框架而社会问题化。也就是说,它正在经济与社会问题之间融合。因此,不应只想用经济手段来解决增长与分配的问题。

关于当前的经济危机状况,是过路阵雨还是雨季的开端,看法差异很大。若只争论是增长还是改革,答案很简单:两者都需要。前提是必须是有助于增长潜力的改革。要增长就需要投资,而改革就是营造能够投资的条件。

有人主张把一切交给市场原理,但目前对市场还缺乏信任与信心。支撑韩国经济的重化工业正走向衰落;金大中总统时代曾试图把信息技术(IT)产业培育为新的基干产业,但由于全球IT产业陷入萧条,事实上未能成为明确的增长动力。有人说投资萎缩,但企业只要确信能赚钱就会投资。重要的是为其创造动机。

问题在于,韩国的经济治理结构在市场型、多元型、网络型之间并不整齐一致。改革越快越好。但改革必须是能够支撑增长的改革。

当市场监督与风险感知系统出现问题时,应对能力必然下降。为改善这一点,当下需要政府革新。有助于增长动力的改革应持续推进,而无助于此的改革则应中止,必须实行有选择的改革。

▦朴容晟会长=有人把办企业的人称为守旧派,但他们是保守派,不是守旧派。守旧派是只认为自己的东西好、自己正确的人,保守派并非如此。只说自己东西好的人都垮掉了,那些人才是守旧派。韩国到金泳三政权之前,一直生活在朴正熙政权所打下的基础之上。其极限的显现就是97年外汇危机。当时本该好好改革,却错过了良机。虽然喊出金融、企业、公共、劳资四大改革,但都没有真正落实。卢武铉参与政府或许是最后的机会。近60年来首次出现执政党在国会居少数的格局。现在是为实现人均2万美元时代打地基的时候,必须现在就改革。但我虽同意改革,改革必须是有助于经济的改革。也有对经济有害的改革。争论“是不是改革”没有意义。不改革,企业也会垮。这一切在历史上不是已经得到证明了吗?问题在于改革的取向。希望不要只把企业看成反改革的,而要仔细审视改革的取向。究竟是朝着培育我国企业竞争力的方向走,还是朝着削弱的方向走,必须好好思考。

▦郑院长=那么,提升企业竞争力的改革指的是什么?

▦郑议员=竞争力可分为个体竞争力与国家竞争力。首先国家社会整体的基础设施必须具备竞争力。如果它没有竞争力,就会成为个体主体获得竞争力的障碍。政策必须立足于提升个体主体竞争力这样的总论来制定。

最近政府过于专注宏观政策,事实上忽视了微观问题。必须检视我们是否拥有实现人均2万美元时代的产业结构,以及是否拥有能够维持它的体系。

现在我们处于人均1万美元时代,但没有与之相称的中小企业。若以疾病比喻,韩国经济正患骨质疏松症。内部空空,外表可见的柱子却显示出巨大的失衡。中小企业不扎实,就无法长久支撑。

我国经济目前处于以中小企业危机为中心的收缩均衡型危机状态。可以看作是逐渐熄灭的经济,日本曾一度如此,我觉得我们是不是正处在那个入口。产业竞争力下降,技术实力退步。本应升级技术实力,但对技术的投资并未进行。在结构上,必须形成大企业、技术升级后的中小企业与外国投资的三角均衡。据说大企业因没有合适的投资去处,把42万亿韩元存在账户里。这就是增长动力的问题。大企业找不到投资对象,中小企业又不像过去那样富有活力。

第二个重要的是面向未来的教育。教育竟成了改革对象,令人遗憾。教育的需求方对供给方缺乏信任。海外留学、重视有经验者的风气正源于此。存在供需失衡现象。

▦朴世逸议员=心的改革很重要。政治领导人与普通国民的心必须改变。政治人要重视国家竞争力,并把其中经济所占的比重看得很重。

国民则必须改变过度的反企业情绪、反精英情绪等。企业的过失被夸大并反复灌输,而企业的正面功能却往往被低估。

其次,国家体系必须转向开放与竞争型。在这里,确立法治主义很重要。

尤其要寻找能够发展性地继承实现经济飞跃发展的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方案。虽然在政治、社会上有很多阴暗面,但那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在文化上与情感上发挥了韩国之魂的时期。不能无视这个时期。

同时教育改革也很重要,但郑议员前面已充分阐述,故此省略。

▦朴会长=我的想法与朴议员所说略有不同。第三共和国时代新村运动式的做法现在应该结束了。在新的范式下要从白纸开始。为什么总是回头看过去?时代变了。在家里连自己的孩子都管不了的世道,在外面又怎么去说服别人?劳资问题、教育很重要。新村运动的课题是如何做得便宜又好。现在需要的是创造力。要走向2万美元时代,教育改革是第一位的。照现在的状况走下去,就会成为失去的十年。我国工资收入相对国民收入的比重居世界第一。收入是1万美元,而劳动者平均工资却是1.8万美元。我国的前途取决于劳资关系。不过我国国民的智能在世界排第一二位,算是不错。需要更有创造性的头脑。到了2万美元时代,光靠应试技术员是不行的。听说大国家党要改革行政区划。对竞争力垫底“贡献”最大的第一是劳资问题,第二是政府。看这些,我们竞争力的极限就一目了然。

▦郑议员=劳动在供给方与需求方的立场上姿态不同。韩国的劳资矛盾要从历史中寻找原因。现在确实有很多地方是错的。

其次,以大企业为中心的大规模工作场所、以制造业为中心的产业结构也是问题。从大的范围看,我认为这是文化问题。正如朴议员前面指出的,对劳动的美德已经淡薄。据说过去24小时灯火不熄的财务部,如今那里的人也不怎么干活了。缩短劳动时间是社会的大潮流。必须形成把劳动看作有价值的社会评价。每周五天工作制、40小时工时制都是在这种社会风气中出现的。想少干活多拿钱,这样竞争力就会下降。劳资文化的历史也有错。日本过去也有过激的工会,事实上曾成为增长的相当大障碍。但如今通过社会共识,正走向井然有序的劳资关系。

还有一个待解课题,就是抚平“恨”的情绪。过去朴正熙政权时期是“因为饿,为了下一代的荣光我们忍着”这样的方式,问题是如何安抚当时认为自己被剥削的劳动阶层。若不能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它将继续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阻碍因素。参与政府必须具备协调矛盾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朴议员=劳资双方的利害短期上是对立的,但长期上共存与共赢是必需的。短期发生争议时如何解决很重要,遗憾的是我国解决争议的过程没有“规范化”。

尤其在把争议分为权利争议与利益争议时,权利争议应按法治主义原则解决,而利益争议则可以调解。但我国连劳资之间的权利争议也由政府出面以调解方式解决,致使争议解决未能规范化。政府应确立并遵守原则,使劳资双方的争议解决方式规范化。

▦朴会长=6·29宣言已经第19年了。现在该毕业了,该从对立型劳资关系中毕业了。应在法律与原则明确的状态下寻求对话与妥协。打得血流满面,然后握个手说“就当没发生过”这样的文化,在我们以外的国家找不到。英语里有这种说法吗?没有。朴世逸议员对此给出了明快的答案。韩国的劳资问题必须在允许多元工会等的2006年12月31日之前解决完。否则劳资双方都将背上沉重的包袱。

▦郑议员=要走向2万美元时代,法律与原则必须立起来。没有比一切都处于流动状态更不幸的事了,因为每次都要做选择。

▦郑院长=我们转到别的主题。有没有打破投资与消费不振的妙策?

▦朴会长=首先是理顺劳资关系。劳资关系不能像现在这样具有战斗性。另外必须取消各种管制。自己制造的管制太多了,教育界就是代表。

最近听说中国游客激增,我们应该开放到能让中国人来韩国的程度。不承受开放的痛苦,又怎能摘取由此而来的果实?不努力只想摘果子的心思是不行的。如果让建高尔夫球场变得容易,一年出国几十万人都会在国内打球。学校也一样,医院也一样,全都开放才能活。

所谓下一代增长动力,那是空话。新产业并无实体。并不是在那座山丘之外存在什么前所未有的划时代产业。更准确地说,应该称为增长技术。

▦郑院长=10年前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的一位局长说过,应该从正面清单制度改为负面清单制度,也就是说要走向“只有某某不行、其余都可以”的开放式体系。事后出现问题时完全按美国式方式处理,管制问题大概就能得到相当程度的解决。中国正从开放中获得最大利益。我感觉,为了具备全球竞争力,力量都花在政治与劳资问题上,结果在经济部门上使不上劲。

▦朴议员=要使投资恢复,首先政治不能拖经济的后腿。在政治影响力具有绝对性的韩国社会,政治扩大经济不确定性的情形很多。

最重要的是,经济出现问题时,要先向办企业的人请教。应该问现场的企业家为什么投资不起来,并从这里找答案。全都决定好了再去问企业家,说不过去。

另外,政府高层放宽管制的意志未能切实传达到现场的情况必须改善。为此要从过去的失败案例中找出原因,对行政与管理体系加以改变。

▦朴会长=官僚社会改革之难是有原因的。那是要交出自己手中的权限,放宽管制怎么可能容易呢?

▦郑议员=说得对。放宽管制的过程必然伴随矛盾。问题是把必要的、社会上不可缺少的管制放开了,而非放不可的管制却没放开。过去的政权只执着于放宽管制的业绩,打出放宽管制1万2000件之类的数字,在内容上却有所忽视。政权一换,实务人员换了,制度也全都变了。管制不应是自上而下下达的,而应是自下而上筛选上来的。

内需问题的着眼点很重要。内需是政策的结果,不是目标。消费基本上是依据对收入与现金流的合理预期而发生的。基本上应从投资出发创造收入,再连接到消费;而认为马上免除负债消费就会增加这种短期处方是危险的想法。

要让收入复苏并连接到未来消费,关键是活跃投资气氛。对风险的态度很重要。需要的不是回避风险,而是敢于承受风险的挑战精神。

▦朴会长=老说经济难啊难啊,本来要消费的人也把钱包关上了。据说百货店销售额已连续四个月下降。百货店是经济上的中上层去的地方,这些人关上钱包,谁来消费?正因为总说困难、总体危机,才变成这样。经济与心理的相关性很大。

▦郑院长=非常感谢各位参加长时间的讨论。请简短做最后发言。

▦郑议员=韩国经济进入市场体制较晚,而进入之后又推进得太急。韩国经济没有哪个时期不是危机局面。始终没能按原理走,始终是生存的问题,因此只忙着找妙招。被迫纳入市场体制,也就是说本应接受全球资本主义的思想与哲学,结果只接受了硬件。软件的基础是个人主义,而我们仍然是小圈子文化、块头文化占主导。这里就产生了巨大的失衡现象。处在2万美元时代的入口,顺应市场体制是必然的。但我们对市场体制缺乏信任,社会各处缺乏市场性的地方很多。人们的心理对政府的依赖度也太高。要么正确地进入市场体制、按市场原理走,要么彻底按我们自己的方式活,必须二者择一。

问题是不承认市场上胜者的庆祝。因为败者无处依靠,归根结底问题在于没有社会安全网。

▦朴会长=强调全球标准的结果,走得太超前的东西太多。坦率地说,希望哪怕是全球标准也能好好做到。为什么要用世界上没有先例的方法去尝试改革?先进国家有好的先例,就应该先跟着走。

▦朴议员=如前所述,反增长的改革应当摒弃。特别要注意,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背后都有“爱国主义”。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一定需要共同体式的热情。为使我国经济实现第二次飞跃,必须重新形成过去实现经济增长时的“共同体伦理(习俗)”。

对外汇危机之后的改革方向也需要反省。被当作全球标准而引进的政策中,相当一部分只符合美国的利益。为了博得外国人的称赞,我们毫无分辨地破坏了优点不少的本国企业体系。应培育韩国式的增长动力,对全球标准也要取舍选择。

整理=记者 金昌翼 window@sed.co.kr 记者 孙哲 runiron@sed.co.kr

录入时间:2004-06-20 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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