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关于金融监管机构改革的讨论,是在主张官僚组织化与主张公共性民间机构化两种意见对立中被引发的。一方面,有观点认为信用卡不良资产问题的责任终究在于不负责任的公共机构监管松懈,因此由官僚组织进行监管才是妥当的。
查明监管失败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则认为,从激励结构上看,把监管交给官僚本身就是错误的选择,以民间机构方式运营在提升独立性和责任性方面更为可取。乍看之下,谁是监管主体、需要保障何种法律地位才能使监管高效运作,似乎是最基本的议题。然而,监管失败究竟是组织架构问题所致,还是想用组织改革来化解监管业务上的问题,却并不清晰。
或许问题产生的格局以及处理问题的过程,都难以摆脱体制性道德风险。与其检讨监管为何未能到位,眼下更多是在单线条追究责任归属,并试图从机构结构论的视角去解决体制运作上的问题。
事实上,越是强调组织改革与改革的环境,市场运作出问题的情形往往越多。市场运作的障碍很难说只在于所谓“官治”。隐藏在官治争论背后的各个主体的集体性风险回避、风险追逐,以及财阀结构的弊病等,可能使有关监管机构改革的讨论沦为流于表面。
竞争原理的扭曲与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会反复使组织改革这类看似根本却偏离核心的议题被重新提起。在解决已暴露问题的过程中,若忽视监管失败的根本原因,只固守各自的领域或一味埋头于机构重组,真正追求的监管服务质量改善就容易被搁在一边。
从当前来看改革方向,第一,监管必须同时兼顾微观与宏观审慎。为实现有效监管,监管主体既要扩充把握市场和机构微观风险的能力,也要具备在宏观审慎层面保护市场运作并进行事前管理的实质约束力。因为相比单纯捕捉风险的监管能力,具备能让监管有效执行的体制同样重要。
第二,监管宜尽可能以市场友好的方式推进,以强化市场纪律。金融稳定的三大支柱是资本充足性、有效监管和市场纪律。其中,市场纪律能够减少道德风险的空间,从根本上缓解资本充足性方面的负担或道德风险带来的损害。归根结底,若不能自觉地负责任行事便违背共同利益追求,这一市场的默示纪律,与确保公平竞争环境一同,是最应受到重视的稳定支柱。
第三,要使直接的纠正措施适时有效生效,必须事先开展基于数据的监测。事后补救无异于把韩国金融监督院的责任转移给其他政策当局。从强化市场纪律的角度看,能够区分优劣的事前监管效率具有绝对重要性。只是,重要的问题在于,很难像部分人所主张的那样,把这一点与宏观稳定分开讨论。
应考虑服务质量的改善
第四,要使市场友好的监管惯例与宏观审慎层面的政策协调顺畅运作,应维持现行金融监督委员会与金融监督院的体制。从市场及社会治理结构条件看,强化金融监督委员会的政策协调职能、同时让金融监督院以公共性民间机构方式运营的二元体制,在业务分工层面也更为可取。若监管体制一元化,则容易与市场走向脱节、政策协调无法实现,并陷入监管万能主义。
在上述原则之下,官民角色才能得到适当协调,提高监管效率的协同效应也能扩大。要通过自发的市场运作维持金融稳定,在笼统的机构改革之前,更应均衡地强调监管与市场参与者的自发努力以及市场纪律原则。在守护容易因各种冲击而动摇的小型开放经济的金融稳定方面,再次对金融监督院的重大作用寄予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