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这不合情理。近来财界对政府和劳工界不断升级对立与冲突,不仅不合情理,也不是明智的选择。或许可以看作是劳资双方在工资及集体协议谈判前的气势之争,但正如财界所担忧的,当下是非常特殊的时期,因此与其营造斗争氛围,更需要哪怕找到一丝妥协的线索来展开对话。
更何况,财界在非法政治资金问题上或许已尽到法律责任,但为求得社会的宽恕却未采取任何措施。反企业情绪和斗争性的劳资文化成为投资活跃与创造就业的障碍是事实,但提升经营透明度和改善企业治理结构是经济先进化的前提条件,这也不容否认。
而且,反企业情绪和战斗性工会,与经营透明度或企业治理结构问题是密不可分、无法割裂的问题。
因此,财界相信在无视这些问题的情况下,仅凭严格执行法律与原则就能使劳资关系先进化,这种信念难以变为现实。
韩国劳资关系的根本问题不在于法律,而在于劳资互不信任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立与冲突经验积累得太久。要打破这种失败经验、冲突经验以及不信任的壁垒,唯有对话并积累小的妥协。
劳资对话看似容易简单,但在韩国劳资关系的现实中完全不是如此。韩国经营者总协会会长与民主劳总委员长两人单独会面今年才是首次,会面本身就能成为新闻,可见其艰难。
即便在工资及集体协议谈判之前,双方也不是见面直接对话,而是经济五团体会长通过联合声明、经总会长通过记者恳谈会,强烈批评劳工界的诸多要求缺乏现实性,反而只会加剧非生产性的劳资冲突。并且还称劳工界以正规职为善、非正规职为恶的二分法逻辑助长社会分裂。
财界主张这只是对劳工界宣布的六月斗争方针的回应,但通过这种斗争性、不妥协的气势之争,究竟能改变什么呢?年年重复的这种口舌之争,绝不可能消除斗争性的劳资文化。
我认为道路只有一条。劳资必须真正对话与妥协。
首先,容易做到且应该做的事,是财界代表(五大财阀会长与经济团体会长)、政治领袖和劳动团体代表共同会面,就非法政治资金道歉并承诺伦理经营,同时请求劳工界的合作。劳工界也可以承诺自我克制不必要的罢工,并以对话解决改善非正规职待遇等各项要求。
如果政府与劳资团体能够真诚地在国民面前作出这样的承诺,这就是大妥协。通过这样的大妥协,可以把斗争性的劳资文化这一大趋势转变为共生与妥协的劳资关系。
此外,以大妥协的精神为基础,还可以就我国经济的就业创造能力问题、经营权稳定问题等汇集社会共识。
当这种关于未来的大框架共识形成时,包括非正规职问题在内的劳资争议焦点,也能够以社会协约的形式具体化为共同解决方案。
即便对话与达成共识的文化尚未积累、劳资双方要求水平差距很大,像现在这样劳资热衷于气势之争、只做消耗性争论,无异于自残行为。
韩国的劳资无论如何都处在任何一方都难以屈服的条件之下。因此必须承认彼此的力量,同时考虑自身的弱点而妥协。因为只有在承认与妥协之时,战斗性的工会才能发展为理性的工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