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5-26

[郑熙秀专栏] 国家增长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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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韩国宪法法院弹劾案被驳回而进入执政第2期的参与政府,正站在依其政策方向决定韩国经济如何飞跃的重大关口。增长与改革政策的混乱即是问题所在。此类争论妨碍国家增长力量的凝聚。当前的经济不确定性中,政策不信任也是一大因素。政府与财界恢复相互信任已迫在眉睫。

当前韩国经济正面临内外危机局面。中国高速增长,日本正摆脱长期萧条。相反,韩国经济尚未走出萧条泥潭,出口景气未能良性循环至内需复苏,存在结构性问题。若中国冲击、高油价、美国加息可能性三大利空以及内需与投资低迷长期化,今年实现5%增长率将难以明确。加之非正规职问题导致劳资关系不稳,以及政府政策混乱,国内外投资者正在回避韩国。

一般而言,为消除经济不安,应制定顺应市场的经济政策,政策当局须保持其一贯性。围绕“增长还是改革”的争论只会引发政策不信任。总统卢武铉复职后的首次讲话中,在强调振兴经济与安定民生的同时,表明将把政策重点放在重视改革的创新主导型经济上。这正是财界感到不安的原因。

一直以来,企业在韩国经济增长中作用重大。这正是重视企业家精神的原因。为振兴当前萎缩的经济,需要新的思路。改善韩国经济低效率、高工资的结构迫在眉睫。为实现公平的市场竞争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制度上的改善必不可少。应营造在非政府主导而是市场竞争之下能够活跃涌现新技术创新的企业环境。

作为过去压缩式增长副产物的政经勾结链条正被切断,企业与社会正大幅走向透明。可以认为本次总选举一定程度上搭建了政治改革的框架。这是参与政府推进改革的成果。但问题是反企业情绪弥漫,成为恶化劳资矛盾的因素。这正成为韩国经济复苏的障碍。因此市场与企业改革需要调节速度。

当前我们迫切需要消除经济不安因素。首先应明确重视增长的市场竞争型政策方向。其次是发掘新的增长动力、培育持续增长的核心能力。应把国家全部力量凝聚于培育未来新产业。因此,能够化解社会矛盾的“融合型领导力”受到强调。为消除弱势群体、贫富差距、劳资矛盾等问题而进行合理的矛盾管理,可相应减少社会成本。为此,需通过构建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常设对话渠道,确立共同努力的新“共生文化”。

此外,还应有制度条件支撑,使作为国家增长火车头的“企业家精神”得以发挥。唯有富有创意和挑战精神的企业家精神存续,才会产生投资、创造岗位,韩国经济才能存活。因此,在消除反企业情绪的同时,各类监管及市场改革中也应把这一点置于首位。确立公平的市场秩序可相应提高效率。最终这将促使企业走向透明—伦理经营,促使政府与社会走向反腐败。

国家增长的原动力是主导创新的人才。数字环境是5%的核心人才养活其余人的时代。韩国的教育条件低于OECD平均水平,基础技术水平同样薄弱。因此为培养未来人才的教育改革迫在眉睫。为提升韩国大学教育的全球竞争力水平,应大胆开放教育市场,使其能与世界一流大学竞争。因为没有教育竞争力就不可能迈入发达国家。

/白想经济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博士)兼论说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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