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劾政局结束,因政治日程带来的不确定性已经消除,但经济主体的不安心理却未消散。除了高油价、中国紧缩、美国加息等海外三重利空之外,更因为对国内经济缺乏信心。
更何况围绕改革的争论使得经济政策难以形成共识,加剧了混乱。
一方主张在经济陷入危机之际是否非要现在改革,另一方主张应立即把选举中体现的国民热望反映到改革中,双方尖锐对立,这是对改革各取所需式的错误解读所导致的现象。
第一,改革不是从富人手中夺取再给予穷人。提高国家运营的透明度、按照全球标准整备体制,才是改革。
我国拥有与21世纪知识信息化时代不相称的以家族为中心的企业经营体制,以及习惯于肢体冲突和极端斗争方式的工会。要提高我国经济的竞争力,就必须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而改善体制并不是因为经济不好就可以推迟的事情。应顺应提高市场功能、放宽政府管制、减少社会保障费用公共负担的国际趋势,整备我国的制度。
正确的改革并不与增长对立,反而是促进增长。
我国的外汇危机也是通过改革克服的,英国经济的复苏和美国经济的增长同样是通过改革实现的。出席亚洲开发银行年会的国际机构专家指出,实现了政治稳定的韩国应该做的事就是经济改革,而他们所说的改革焦点并非分配问题,而是金融体系的先进化、企业透明度的提高、政府管制的放宽、劳动灵活性的确保。
第二,改革是整备国家制度,是通过政策(policy)而非政治(politics)来完成的。像上世纪70年代的新村运动那样依靠最高统治者的意志,或像中国的红卫兵那样依靠狂热来推动,都不能称之为改革。构建国家运营的制度框架、制定实施计划并加以执行,在这一过程中由政府和国民共同发展国家体制,才是正确的改革方法。
我国所加入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企业、金融、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几乎所有领域,通过发达国家的理论与经验构建了最优政策模型,可以成为我国制度改革的优秀标杆。
在发达国家,重要改革要看到制度改革的明显成效,长则需要数十年的政策开发与适用期,这类事例不在少数,说明重要的改革是通过缜密的规划和经验积累实现的。未作为政策经过检验的意见或主张,很可能不是改革而以实验告终。
第三,改革应由政策执行者来完成。政治家可以汇集民意,学者可以开发理论,但最终必须经过实际规划和执行国家运营体制的政策执行者之手,改革才能完成。
国家的改革必须与在野运动或市民团体的活动明确区分,也不是可以按照工会这类利益团体的要求来决定的,而是必须在体制内进行。
因此,制定和执行政府政策并承担责任的行政部门和各级政府机关应站在中心,在其中工作的政策执行者应担当核心作用。诚然,许多人认为官僚因循守旧、难以推进改革,但若因此把他们排除在外来推进改革,也难以取得成效。政治精英调控经济而取得成功的案例几乎没有。
对外依存度高的我国,只能在国际经济框架内发展。
因此,我们应追求的改革标准是国际规范与惯例。与其继续进行增长还是分配这种消耗性争论,不如让实际负责经济政策的专家以客观分析资料和发达国家案例为基础,去发展国家经济体制,为他们提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