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大选中获得过半席位的开放我们党,所收到的国民信息是通过政治稳定实现新的经济飞跃。过去因朝小野大造成的政治、经济不安,如今责任要由执政党承担。摆脱既有政治行为方式,以新的共生政治化解社会矛盾,如何实现持续增长与生活质量提升,这才是课题。加之改革倾向人士与进步政党进入国会,关于增长与分配的理念争论已经开始。对此,国内企业家和海外投资者深感忧虑。
“政策优先”之争是浪费时间
近期,韩国开发研究院(KDI)因出口向好,将今年经济增长率上调至5.5%,并预计消费与投资反而将走低。这似乎反映了对华出口向好、原材料价格等物价压力以及企业投资意愿萎缩。去年我国对华出口比重首次以18.1%超过美国(17.7%),在我国贸易顺差总额(149.9亿美元)中,中国所占比重达88.1%,即132亿美元。
中国总理温家宝近期就为经济过热刹车发表讲话,导致全球金融市场震荡,国内股价暴跌,汇率飙升。可见我国经济对中国依赖度高,存在对外部环境脆弱的结构性问题。特别是出口与内需的两极化、出口主导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失衡现象已达严重水平。加之外国直接投资连续四年下滑,亟需制定根本性对策。
外汇危机以来,绝对贫困阶层增加近一倍,达到每10户中有1户;无业家庭为每5户中有1户。目前全体失业者90万人中,青年失业者为46万人。我国社会的贫困阶层被推算为最多770万人,占人口的16%。因此,消除贫富差距、创造就业岗位是紧迫的政策课题。但关键在于如何筹措庞大的社会福利财政支出。为创造就业可以尝试“分享岗位运动”,但这并非根本处方。
日本已开始从过去失去的十年中恢复,中国则在高速增长。而我国自1995年首次实现国民收入1万美元后,在克服外汇危机的过程中历经7年才重回1万美元。参与政府也在为挽回这段失去的时间、实现国民收入2万美元、进入发达经济体而付出诸多努力。同时也在分配政策上着力。
作为当今资本主义基础的市场原理强调竞争的效率,通过经济增长获得经济收益,即先把蛋糕做大,再按社会正义公平分配。也有部分经济学家主张增长与分配之间并无特别的相关关系。但瑞典等侧重社会福利的欧洲国家增长停滞,正苦恼于如何扩大可供分配的蛋糕。因此,对分配政策需要新的思路。
应以共生政治振兴经济
当前我们亟需发掘新的增长动力。同时,为提高企业的全球竞争力,提升劳动生产率与新知识革命不可或缺。为此,在确立健全劳资关系的同时,还需对人才培养进行大胆投资。因此,绝不能在增长与分配的政策优先顺序上浪费时间,犯下愚蠢之举。
为此,第一,政策焦点应放在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上。为此,应大胆废除反市场、反企业的管制,激活企业的投资意愿。唯有如此才能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第二,应从过去的单纯竞争转向合作与竞争并行的新市场原理。这将成为改革与创新的原动力。唯有如此,透明社会与透明企业才能确立,按社会正义进行的公平分配才有可能。进而将引发面向低收入阶层的“分享的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