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英国《卫报》的姊妹报《观察家报》报道的五角大楼《气候变化特别报告》曾引起全球关注。报告主要内容是:“预测20年内将发生因气候变化导致的全球性灾难,这对世界安全的威胁比恐怖主义更为严重。”报告所称的全球性灾难包括粮食、水、能源三项。 在不远的将来,受风暴等影响,海牙这样的城市将消失,欧洲地区年平均气温将下降至华氏6度,英国将变成与西伯利亚相似的气候模式,寒冷而干燥。
因生存之战与饥荒,每年将有数百万人死亡,世界人口最终将减少到地球村可承受的程度。因水的缘故,尼罗河、多瑙河、亚马逊河等将成为高度战争风险地区,世界主要粮仓地带将发生大规模干旱,由于污染和海平面上升,孟加拉国等地区将几乎无法居住。
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因“水”引发的灾难。即便不必再度回想“鲁莎”或“鸣蝉”的噩梦,五角大楼关于水正成为全球性威胁因素的分析,对我们的启示也确实极大。此外,尽管报告主要论及因“缺水”导致的全球性灾难,但对我们而言,由异常气候或全球变暖引发的集中暴雨、洪水、干旱等灾难更为切身。
据气象厅分析,韩国2003年夏季(6~8月)全国平均降水量约达1000毫米,比往年约700毫米多出40%以上。2001年春天经历的干旱又是何等痛苦。那场留下“百年一遇大旱”之说的干旱,让全国无数人干渴焦灼。如同拥有两副面孔的雅努斯,“有时过多、有时不足”地威胁我们生存的水,到底该如何应对?当然,一旦判断存在问题,理应制定对策,事实上不少“水灾对策”也已被制定和推进。然而,对于这些对策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质推进,笔者未能抱有确信,这是否只是笔者的浅见?
这绝不是说“政府为永久防止水灾而制定的各项对策”不实或不可信。事实上,今天的我们在制定所谓“生存战略”时,无论喜欢与否都不得不动用科学的知识与方法论,通过这一过程制定出对策也是明确的。问题在于已制定对策(无论是政策还是计划)的一贯推进。仅以通过中小规模水坝建设及既有水坝再开发等提升治水能力的对策为例,也是如此。对策公布之后,全国任何地方都未曾听说水坝建设按计划推进。可以说处于既不做也不算不做的状态。当然,并非要刻意否认水坝并非万能。时代发生了变化,自然环境的保全与社会矛盾的明智协调变得更加重要,这也是明确的。更重要的是左右对策实质推进的某种“决定”。
国家政策的推进,显然不像问“去不去”、答“去或不去”那样容易。参与与协调这类民主程序和过程更应被重视,这也没错。然而,放任“非做不可”一方与“绝对不行”一方永远平行而行,显然存在问题。
有句话说:“迅速做出正确的决定是最好的,做出错误的决定虽然不好,但并非最坏。最坏的情况是不做任何决定。”当仅凭利害当事方之间的对话与讨论无法协调矛盾时,就需要仲裁者。有时也需要某种强制协调的决定。
自然环境与人为开发的协调问题,或提升当地居民生活质量之类的事,虽然可能不像想象那样容易,但只要共同商议,必定能找到出路。然而,要实质推进政策或将政策作废,则需要以冷静理性和科学审视为基础的有力决定。本月22日是联合国确定的第十二个世界水日。今年世界水日主题为“水与灾害(Water and Disasters)”,由世界气象组织(WMO)和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机构(UN/ISDR)主办活动。随着全球各地“气象异常”急剧增加,联合国正率先强调,必须更新世界对“与水相关灾害”的认识,并紧急改善用于事前预告与防备的早期预警体系。需要将水相关灾害的影响最小化、减轻风险、加强预防努力。为了实现21世纪人类的核心课题——可持续发展,这些工作也必不可少。在第十二个“世界水日”前夕,对水灾的忧虑之声日益高涨,此时怀着“集中暴雨的季节比想象中更近”的忧虑,期待为高效推进政策而做出某种高层次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