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上市企业的外资投资比重已达40%,Samsung Electronics、浦项集团、国民银行等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超过50%,对外国人敌意并购的担忧日益加剧。此外,苏伯龙(Sovereign)意图掌控财界第三位SK集团经营权的动向,更使危机意识升温。 过去对敌意并购认识不足的国内企业,如今把制定防御经营权的对策放在优先位置。因此,政府也应摆脱旁观者立场,尽快整备针对无力应对敌意并购的国内企业的并购相关制度。
当然,对为防御经营权而整备制度也存在否定看法。因为敌意并购的威胁具有督促经营层为股东利益经营的积极功能,而且经营权防御从根本上被视为企业自身应解决的问题。
然而,即便撇开绿票讹诈(green mailing)、短视投资倾向、经营权纷争的流血消耗等敌意并购的弊端,在敌意并购过程中国内企业单方面受损的"逆向歧视"问题也必须纠正。
目前面对外国人的敌意并购,国内企业处于绝对不利的位置。
首先应从控股公司相关制度着手整备。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正劝导大企业集团转向控股公司体制。在转向控股公司体制的过程中,集团关联公司之间的出资关系会被重组,而这一过程中必然会经历控股公司经营权被削弱的时期。若在经营权被削弱的时期遭遇敌意并购威胁,属于出资总额限制对象的集团控股公司经营层,其部分持股的表决权行使仍受到限制。
与此相反,外国人可以分散出售所持持股,从而行使全部所持股票的表决权。事实上,SK集团正是在转为控股公司过程中经营权最脆弱的时期遭到苏伯龙的敌意并购威胁,并因表决权行使受限而在表决权争夺中处于不利位置。因此,为实现公平的经营权防御,在劝导企业转向控股公司体制之前,应先行分阶段放宽因体制转换而适用的出资总额限制。
此外,对外国人的敌意并购适用标准含糊,而国内企业的敌意并购却受到严格标准的管控,存在公平性问题。我国也在证券交易法中设有与美国威廉姆斯法(规定持有股票5%以上须申报的法律)类似的5%规定。
特别是外国人依据投资促进法规定,持有10%以上股票时须进行申报,而苏伯龙尽管违反了该规定,却获得检方的暂缓起诉处分。国内企业集团尝试敌意并购时,当局严格适用5%规定,甚至下达处置所持持股的命令;而外国人的违规仅以不了解国内法律的解释便获得免罪,由此引发了公平性争议。
除非是伴随创造就业的生产性投资,政府对外国人敌意并购持友好态度的偏向视角应予重新考虑。即使不制定新的经营权防御政策,也应整备现有制度,使国内企业在防御经营权时至少不受到歧视性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