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2日,政府公布1月出口同比增长33.2%。这是2000年2月以来的最高增幅,按此趋势,今年有望实现10%以上的增长。这既证明我们很好地利用了世界经济复苏,也证明我们的产品得到了认可,而且这一成果是在原材料价格上涨和汇率下跌的背景下取得的,实在令人欣喜。 然而出口并未通过新增设备投资的增加转化为扩大就业和激活内需。去年2.9%的增长由出口主导,内需反而萎缩,出现了百分之三的负增长;而上次外汇危机之后就业增长由30人以下的服务业主导,这很好地反映了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现状。
正如Statistics Korea公布的去年12月产业动向所显示,目前分析认为仍是依靠开工率调整带来的产量增加在支撑出口。此外从出口内容看,少数产品集中于特定国家,因此对方国家的经济波动或贸易摩擦带来的冲击不容小觑。因此,要尽早解决我国经济的当务之急——创造就业和激活内需,并以多样化产品在世界市场确保稳定地位,就应对技术型中小企业给予更多关注。特别是像我们这样技术型中小企业基础扩展不足、出口越多对外依存度越高的情况更是如此。
正如美国的信息技术(IT)产业、日本的零部件产业、意大利的时装产业所显示,技术型中小企业已经承担着一国经济的技术创新者、就业创造者和地区经济振兴主角的角色。
失业率上升、内需迟迟不见恢复的现实,或许与创业企业数量连续三年减少、仍有半数以上企业以竞争力为由试图收缩的实情不无关系。
当前正是应当率先激活技术型中小企业,以解决我国经济面临的当务之急、强化国家竞争力的时候。
为此,首先亟需确立能够为支持技术型中小企业充当指南针的基本方向。必须正视技术型中小企业的生存取决于竞争力这一点,并将提升竞争力的坚定意志写入基本目标。要从保护与培育转向自律与竞争,从直接支持转向间接支持,从中央政府主导转向以地区为中心的协作,并从随时应对型转向与成果挂钩型。
其二,必须建立能让技术型中小企业自由地不断生成与消亡的制度。要让企业能够从自身或外部不断获得技术输血,而事先甄别该技术是否具有商业可行性的基础设施正是关键。外汇危机之后技术型创业不断增加,唯有技术才是生路的企业认识也在扩散。如果技术自由转移、迅速退出的技术交易体系的建设,能够与提升企业价值一个档次的并购(M&A)市场的形成同步实现,其协同效应将更加充分发挥。由于仅有技术不能成为企业成功的充分必要条件,能够再利用消亡企业所拥有的诀窍的基础设施也同样重要。
其三,必须营造让技术型中小企业更好成长的生态系统。芬兰的奥塔涅米园区和瑞典的希斯塔科学园中,分别以诺基亚和爱立信为中心,众多技术型中小企业形成生态系统密集聚集。我们也在地区均衡发展的层面开发各地区的特色产业,支撑这些产业的大学、研究所、金融及行政机构等相关机构正在形成集群。然而,如果企业和人才只想进入首都圈,技术开发脱离现场,支持又拘泥于短期业绩,那我们就不该再期待出现诺基亚或爱立信那样的技术型世界级企业。
最后,即便是技术型中小企业,也必须践行责任经营和伦理经营。过去我们曾经历过随风险投资热潮而产生的各种经济与社会问题。这造成了资源浪费,贬低了对企业家的评价,以致至今仍留有对创业投资的负面认识。许多技术型中小企业因未能创造盈利模式而关门,连挑战意识也消失,技术创业乃至大学内创业社团活动都变得冷清。相反,一些保持创业初心、作为全球玩家以技术决胜并建立起世界级盈利模式的稳健企业,正在变革社会范式并持续成长。
技术型中小企业不同于家计型中小企业,能创造实质性就业。而且对它们的社会支持会直接投入生产,从而提振需求。然而如今大多数技术型中小企业仍停留在较低技术水平,甚至被失业者所回避。即便现在开始,也让我们共同助力,使它们能够发挥自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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