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经济增长率已成为紧迫课题。执政以来似乎更关注分配而非增长的参与政府,也开始重新认识到增长的重要性。连为迈向透明、健全经济而理所应当进行的制度改善——招待费实名制,也因时机问题成为争议话题,可见形势之迫切,只要有助于景气回升,哪怕一根稻草也想抓住。考虑到像雪球般膨胀的青年失业和信用不良者问题等,没有比经济增长更紧迫的课题了。然而,无论情况多么紧急,让景气复苏看起来都不容易。 一直支撑我国经济的出口,预计今后仍将随世界景气回升而一路顺风。问题在于萎缩到极点的内需与投资。可以说是景气萧条决定性原因的内需不振,与像雪球般扩大的家庭负债以及多达370万人的信用不良者问题相连。看不到尽头的信用不良者问题,是过去数年滥发信用卡和过度个人贷款所造成的业报。信用不良者与过去开发年代用银行资金盲目投资、外汇危机后不良企业成批出现的情形有相似之处。考虑到低收入层陷于信用不良状态,而高收入层的消费主要集中于高价进口品,要找到有助于景气回升的促进消费方案看来并不容易。
企业投资在短期内也难以活跃。因为对许多企业而言,韩国作为投资对象地已被烙上不那么有吸引力的印象。包括人工费在内的生产成本自不必说,不稳定的劳资关系和各种管制等,被指为阻碍企业投资的决定性因素。更何况迅速崛起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正以强大的吸引力吸走国内企业的投资。去年仅进入青岛地区的国内企业就多达数千家,进军中国的热潮十分火热。政府正努力以下一代有前景技术为中心创造新的增长动力产业,但要显现成果尚需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一味执着于振兴景气,容易陷入通胀型增长的诱惑。恰逢此时,土地相关政策竞相涌出。在行政首都迁移与新城建设、高速铁路开通等利好推动下房地产价格局部上涨的情况下,放宽农地管制、新国土构想等可能刺激全国土地价格的房地产政策接连发布。虽不乏被指为大选(总选)讨好政策的批评,但其宗旨完全可以理解。要抑制地价上涨、提高生活质量,就必须转换占国土大部分的林野和农地,增加城市用土地供给。问题在于,正如过去引入准农林地制度时所经历的那样,房地产一旦触碰不当,首先就会刮起投机风,乱开发泛滥。最近推进的土地政策也没有保证不会重蹈前车之辙。因为在缺乏开发利益回收制和土地综合所得税等制度性装置的情况下,几乎完全依赖韩国国税厅的事后投机调查。
若只考虑拉升景气,房地产可以成为相当有吸引力的手段。然而一旦刮起投机风,就有给我国经济带来巨大灾难的风险。以高成本低效率为象征的韩国病,其根本原因在于昂贵的房地产。如果再刮一轮投机风、房地产价格上涨,将立即引发工资上涨压力,进一步加深高成本结构,本已不振的企业投资将更加萎缩。即使经济增长再紧迫,也不能陷入通过房地产实现泡沫增长的诱惑。即便缓慢,也应通过技术开发和结构调整强化体质来决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