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府局长级公务员的部门间交流与公开招募如火如荼的上月中旬,我得知教育人力资源部正在公开招募大学支援局局长一职。由于我一直抱有“我们要成为国民收入2万美元的东北亚主角,培养高级人才必不可少”的信念,于是半主动半被动地报了名。听说不仅竞争率高,教育部现职资深局长们也大举应募,因此我并未抱多大期待。 然而出乎意料,春节假期前我得到了被选中的消息。虽然高兴,但随着时间推移,我开始担心起来。因为除了从上大学的女儿和当大学教授的妻子那里听来的,我对大学行政几乎一无所知。更何况教育部与我此前所在的经济部门,一直在高中平准化、结构调整方式、教育市场对外开放等大小教育问题上存在分歧,担忧因此加剧。一旦稍有失误,媒体或利害相关方就会像等着看似的指责我不专业,甚至连“人事交流制度”本身也会被拿来做文章。
所幸教育部的各位把我当自家人接纳,并以教育部特有的方式高效地教导我。得益于此,我大致掌握了分管业务,正逐步稳定下来。听着他们对业务的信念和有条理的说明,我不知不觉成了向经济部门宣传教育部公务员实力的宣传大使。在交流教育政策想法的过程中,我深切感受到“部门间视角差异巨大”这一通念被夸大到了何种程度。大多数职员到深夜都无法下班。白天要应答民怨性或咨询电话、接连参加会议,直到那时才开始本职的政策工作。在这当中还要抽时间教育我这个非专业人士,令我既抱歉又感激。
如此不停歇地工作,国民究竟会不会认可呢?从此前的舆论调查结果看,似乎并非如此。相反,教育部甚至被指责拖了国家发展的后腿。在政府大楼出入口举牌的民怨人士中,一半以上是来找教育部的。仅学生人数就超过1000万,而且还是副总理级部门,但本部组织却缩减到400多人。大学支援局的牌子也即将摘下。通常利害相关方都希望中央部门保留主管局或处,但大学们似乎并非如此。对这一现象,我心中浮现出诸多疑问。是不是仍残留着许多管制大学的规定?是不是大学并不清楚管制已相当放宽?会不会以行政指导为名滥发指示?是不是部分因循守旧的大学成员把本可自行解决的事也拉上教育部,而另一方则对此表示不满?监督权已移交一线教育厅的事项,是否也被归为教育部的责任?我打算在工作中一一查明。
我的办公桌上摆着以新方式出题的2005学年度高考管理、引导大学特色化、大学结构调整、私立学校纠纷调解、引进外国大学等诸多事务。这些都是所谓“做好了也只是不亏本、很难听到一句做得好”的工作。因为至少会被相关团体、有关大学人士、家长中的某一方责骂,一旦失误还可能给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我将“认真”倾听该领域专家、教育需求者、大学、市民团体等的意见,与教育部同事一起绘制“可实现的”蓝图。即便耗费时间,我也打算找到“双赢(win-win)的结合点”,形成政策共识,制定“周密的”政策并“到位地”执行。在此过程中,我将用上迄今在公职中获得的经验、知识以及所拥有的人际网络。
我期盼一年后,我和同事们的努力能化为可见的成果。期盼那一天:我们大学的竞争力提升一个台阶,大学和家长对教育部的渴求如饮料广告所说那样得到2%Rado的化解。那一刻,我将成为一名多少实现了“打破部门间误解之壁,站在局外人的立场或设身处地地看教育部”这一人事交流、公开招募制真正意图的改革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