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消除市场的不确定性,企业投资才能活跃起来,并带动就业创造。政府必须有明确方向,透明而一贯地推进政策。” Seoul Economic Daily 18日在首尔中学洞总部举办了以“克服无就业增长的投资活性化方案”为主题的时事诊断座谈会,与会者一致认为,要激活企业投资,必须消除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
与会者尤其强调:“只有服务业投资活跃、出现增长势头,岗位才会增加”,“为此,教育、医疗、法律、咨询等服务部门的市场开放必须扩大”。
还有人呼吁:“无就业增长是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因此必须忠于基本”,“应营造利于经营的环境,提振企业家士气,并引导韩国成为对外国投资者具吸引力的投资地”。围绕近期原材料紧张和技术外流等问题,也有意见提出“需要能够守护资源安全、技术安全的国家级风险(Risk)管理组织”。
▲白商经济研究院院长郑熙洙=本研究院最近以100余位大企业最高经营者(CEO)为对象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若增加投资,回答“将扩大雇用规模”的占54%,多于回答“将维持现有水平(46%)”的。差距虽不大,但无论如何都提示了只有投资增加,岗位才能增加。然而企业近来轻易不肯投资,希望大家谈谈抑制企业投资活性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以及应如何制定对策。
▲东北亚经济中心推进委员会委员长裴舜勋=在发言之前,对讨论主题有一点需要先作说明。“克服无就业增长的投资活性化方案”这一主题,似乎让人觉得就业与投资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联,但投资扩大并不一定带来就业创造。因为随着产业自动化推进,即便进行设备投资,就业也不会大幅增加。
企业投资减少的原因在于势能难以轻易改变。IMF外汇危机之后,政府一直要求企业持续进行结构调整。在结构调整过程中,削减投资的部分最大。金融圈对企业的贷款利息也非常高。而且企业家愿意重新投入大量资金去赚钱的情况也不多。这种趋势持续下来形成了一种势能,要打破它非常困难。政府若不采取相当强有力的措施,这一问题无法解开。
▲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朴容晟=我认为投资不振的原因大致有四点。第一是企业找不到投资对象。企业并非银行,却各自持有10万亿韩元级的现金,工业园区有400多万坪无法售出,这就是反证。第二是劳资问题成为绊脚石。第三是使厂址取得等变得困难的管制。服务部门产业增长率偏低、阻碍市场开放的因素也是管制。
第四是非典(SARS)、禽流感、朝鲜核问题等不确定性太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接连出现,拖住了脚步,而政府未能出面予以明确整理。当然这些因素难以一举解决,最终还是要从基本(Basic)出发踏实地解决问题。
再补充一点,近来失业问题成为焦点,于是“创造岗位”像搞运动一样被推进,这并不可取。有人主张实行四组两班制来增加岗位,但成本上升,处理不当反而可能连现有岗位都消失。鼓励企业积极开展投资活动,虽然需要一些时间,但才是可取的方案。
▲裴委员长=指得很好。法国若斯潘总理为降低失业率曾尝试“分享岗位”而失败,就是代表性事例。 目前需要服务部门出现投资,而服务领域与内需密切相关。但由于信用卡问题导致内需不振,服务业增长率偏低。
这一问题终究要通过服务市场开放来解决。法律、医疗、咨询等服务市场必须开放,但国内业界担心被海外企业蚕食市场,反对声很强。然而服务市场开放对国内企业而言,市场扩大带来的收益将远大于市场被蚕食的损失。尤其能对扩大就业发挥相当作用。
▲郑院长=Samsung Electronics对我国经济的贡献相当大。您在现场感受到的岗位创造与投资活性化方案是什么?
▲Samsung Electronics社长任亨圭=朴会长强调“要忠于基本”,我完全赞同。事实上实践并不容易,但所有经济主体首先都必须忠于基本和原则。
我认为应关注我国经济作为世界经济一部分而密切关联的这一面。以Samsung Electronics为例,销售的80%、部分制造领域生产的70%都在海外完成。
归根结底,要实现增长就必须在海外确保竞争力,即必须具备全球竞争力。在投资活性化方面,我国企业具备多少世界级竞争力也变得十分重要。中小企业只要与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大企业积极合作、提升能力即可。
为此,必须拥有能够跨越世界壁垒的人才和组织。政府应提供支持,使其能够拥有这样的力量。
同样,韩国社会具备全球竞争力,外国企业的投资才会增加。也就是说韩国的企业环境必须具备全球竞争力。
▲郑院长=请吴副院长从政府政策层面说明一下投资活性化方案应如何制定。
▲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吴相凤=近来产业结构、产业活动模式正在发生变化,政府政策本应随之改变,但未能敏捷应对的地方不少。我认为这种不足与企业投资低迷、失业等结构性问题相连。
随着去工业化加速,制造业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上升是理所当然的,到90年代后期,服务业增长起到支撑作用,吸收了制造业领域减少的就业。但受经济萧条等影响,近来服务部门增长势头大幅放缓,就业不安、青年失业问题等正在恶化。
由于问题具有结构性,政府也应在扩大服务市场开放的同时,把政策支持集中于提升设计、研究开发(R&D)等知识型服务业的竞争力。
▲郑院长=您认为为了投资活性化,未能营造利于经营的环境、企业家的挑战精神未获鼓励,原因是什么?
▲朴会长=既然谈到去工业化,据大韩商会调查,美国等发达国家主要在国民收入2万美元阶段出现制造业向海外转移的显著现象,而我国在1万美元阶段就已经加速“制造业大出走”。
我常举的例子是,连Samsung Electronics的笔记本电脑生产线这样附加值高的制造业也在向中国等海外流出。最近因《实尾岛》热潮,文化产业重新受到关注,但从根本上说,只有制造业增加投资、活跃起来,岗位才能增加。
但看政府的态度,对外国人投资那样努力招揽,而国内企业家在韩国投资却不仅得不到鼓励,反而被种种管制阻挡,令人难以理解。对国内人存在逆向歧视的声音也源于此。
这种气氛若持续下去,不只是“搬迁工厂”,而会开始大量出现干脆不在国内、直接到海外开展新事业的情况。有些人把这种主张斥为“恐吓”,但必须认识到这是实际正在发生、并可能加速的部分。
▲任社长=新增投资或建厂究竟放在国内还是中国,这一纠结在事业初期阶段就会出现。此时决定去中国的最大原因之一,是中国人把工作看得非常认真,并努力遵照我们的要求去做。
不只是因为中国工资低才去,实际生产成果也很好。
在政府管制方面,我们在决定兴建华城工厂之前也费了很多心。而在中国,地方政府最高负责人为招商引资会全力以赴,形成不能不作的对比。
▲裴委员长=朴会长指出最近赴马来西亚留学的韩国人增多、高尔夫游客也增多,这是值得关注的事例。马来西亚并不把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人们却涌向“外国人学校”,是因为教育市场开放,学费比美国或英国大幅降低。在我国也能做的事情,为什么要送到国外去,减少消费和就业,实在无法理解。
投资部门应让企业自行处理好。赚钱的事企业最懂。政府只要为企业做好基础设施即可。政府通过产业政策提出目标、为达成目标而出面支援的做法,如今应予摒弃。
我想强调的是,各经济主体必须明确分担角色并忠于本职。
▲裴委员长=政府政策以资金支援等方式直接介入特定产业是有问题的。过去对风险企业的资金支援政策不是引起了不少风波吗?但如今仍如LG卡问题所显示的那样,政府介入并给予支援,甚至连社长都赶走。
这样能说是市场经济、已经市场化了吗?因为(市场化)至今尚未实现才介入,那为何另一边又高喊要交给市场,结果使市场更加不稳定,令人不解。政府应对此表明明确立场,不要再加重市场的不确定性。
另外,中国存在不良债权等许多问题,企业家也应对此保持警惕。我们对中国的投资中,回收期长的项目不少。从长期看,也有必要为中国的不确定性做准备。
▲郑院长=最近源自中国的原材料紧张十分严重。想了解现场上原材料紧张与投资有怎样的关联。
▲朴会长=这是坏消息中的坏消息。市场上原材料短缺的量并不大,但中国这样的大国像“黑洞”一样吸走,问题严重,对企业竞争力造成致命打击。
政府说要释放储备原材料,但难以期待有多大效果。希望大家正确了解原材料紧张像回旋镖一样打回企业竞争力、企业正经历巨大困难的现实。
▲裴委员长=我认为人类获得新资源必然存在极限,如朴会长所言,原材料尤其向中国集中,企业要有企业的对策,国家要有国家的对策。
在此应认识到不只国防,“资源安全”也很重要,并建立能够守护它的对策或组织。
▲吴副院长=以钢铁为例,国际价格急涨既有供需上的问题,也叠加了因全球货运量增加而上升的海运费。
原材料紧张在目前出口良好的情况下若进一步加剧,连出口都可能受阻,对我国经济是很大负担。尤其中小企业在确保钢铁、铜、淀粉、大豆等原材料上面临困难,因此应考虑共同采购或下调相关品目配额关税等措施。
▲郑院长=最近劳资政委员会缔结了创造岗位协约,这一点是否会对劳资关系和投资活性化产生影响?
▲朴会长=欧洲的荷兰、爱尔兰等国劳、资、政聚在一起缔结社会协约,取得了相当成果,但那些国家大部分劳动者都加入了工会。而我国工会组织率仅为10%左右,协约能否得到切实履行还要观察。
我认为民主劳总首先应加入劳资政委员会,听取社会协约和政府劳资先进化路线图等的总论,若有反对之处再予表明即可。坦率地说,劳资政要在所有方案上达成一致存在困难,但共同讨论下来就能知道问题在哪里,也能找到可以协调的部分。
若充分作出这些努力后仍有困难,我认为政府应制定调整方案,并与政界协商,形成最终的劳资改革方案。
▲任社长=我不明白为何“即便没有工会,劳动者权益也能得到保护、公司也能运营良好”这种认识没有扩散开来。有人说三星集团没有工会是因为率先给予最高待遇,但深入看并非如此。
我更愿意把原因归于劳资是共同命运体这一认识扩散,因而工会的必要性降低。以本公司为例,通过“利润分享(Profit Sharing)”把最高达年薪50%的部分返还给员工,各事业部门按业绩所获得的报偿差距相当大。因此劳资双方都为提高业绩而极力努力,自然而然产生“共同命运体”的想法。
▲郑院长=最后,中国持续高速增长,就此希望裴委员长谈谈政府和企业应发挥什么作用。
▲裴委员长=假设中国人口约14亿,劳动人口约7亿。需要多少管理职呢?大约十人中有一人,仅此就接近7000万人。我国应关注这种“管理职(Supervizing)”,把韩国人的能力加以营销。
也许有人反问对韩国人是否存在需求,但一般职员可以雇用当地人,管理职则需要充分的教育和经验,因此我认为来自我国企业或海外跨国企业的需求会充分产生。
在这方面,政府无需其他支援,只要尽可能多地掌握信息并将其流通到民间即可。此外还应放松管制、积极推进市场开放,使服务部门得以活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