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2-16 | 강동호

泛滥的尖端金融手法之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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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染性贪婪 弗兰克·帕特诺伊 Jieum/Philmac出版

“贪婪似乎已牢牢抓住了我们的经济界。人类的欲望并未比过去更大。只是能够毫无顾忌地追逐欲望的空间变得极为广阔。”

这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RB)主席艾伦·格林斯潘2002年7月在参议院韩国金融委员会所作的证词。自80年代中期以来,买卖特定公司股票这种单纯形态的证券交易,发展为动用期货、期权、结构化金融等尖端金融手法的复杂金融交易,这是对资本市场风险随之增大的警告。最近,针对各国货币不仅有现货交易,带有投机性质的期货、期权等买卖也急剧增加,各国中央银行正围绕货币价值稳定与世界屈指可数的投资银行(或基金)展开一场角力。

最近出版的《传染性贪婪(Infectious Greed: How Deceit and Risk Corrupted the Financial Markets)》以雄辩之笔描绘了如今被称为“金融工程”的高度化金融手法被全面动用的全球层面金融交易,会把投资者个人乃至世界经济体系推向何种风险。对于曾在1997年经历IMF外汇危机的我们而言,透过本书可以生动目睹人类追求一夜暴富的欲望,如何通过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全球性投资银行与基金被放大,并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

本书作者、美国圣迭戈大学法学院教授弗兰克·帕特诺伊,以小说形式叙述了自1980年代中期至2002年约15年间,以美国华尔街为中心在全球金融市场上演的各种金融活剧与市场腐败行径。作者曾在摩根士丹利等投资银行任职,并作为律师处理过包括证券犯罪在内的多起金融不正当事件,他以“贪婪病毒的诞生与发病、感染与扩散”这一独特视角传达金融世界的实况。

例如安迪·克里格原本是主修印度哲学的学生,但从沃顿商学院毕业后进入所罗门兄弟公司担任货币期权交易员,随即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他以“看跌—看涨平价(Parity)”概念的投资策略,先对特定货币下买入委托以引诱其他竞争者,随后对该货币下反方向的卖出委托,为公司带来巨额利润。他入职第一年即获得17万美元奖金,此后以每年按其所获收益的5%至10%作为奖金的条件,先后转投信孚银行、量子基金等。他的年均身价达数十万至数百万美元,1987年为乔治·索罗斯赚得的4200万美元利润,据悉是货币期权领域至今未被打破的最高纪录。三十出头即退休的他,如今仍在新泽西一个清静的乡村小镇运作约4亿美元资金,以年10%至15%的收益率为目标,安静地进行金钱游戏。

作者在本书中关注的并非几位金融交易天才的成功故事,而是隐藏在其成功背后的不正当行为(即便在实定法上并非违法行为)及由此带来的毁灭性社会经济恶果。在上述案例中,克里格离开信孚银行时,其投资头寸价值被查出缺少8000万美元,公司不得不通过操纵会计账簿匆忙填补蒸发的金额,而这部分损失最终完全体现为削减投资者的分红。投机性金融交易更大的问题在于,当追逐超额利润的巨型基金无差别地攻击特定国家的货币或证券市场时,该国的经济体系将暴露于瞬间崩溃的风险之中。作者指出,过去20多年间在南美、亚洲、欧洲、俄罗斯、中东地区周期性发生的无数金融危机,与国际投资银行和基金超乎想象的“贪婪”并非无关。作者警告,自80年代中期以国际金融市场为舞台开始的全球贪婪病毒,随着2002年安然、世通等美国国内十余起大规模金融不正当事件相继被查处,看似暂告一段落,但病毒依然窥视法规漏洞,虎视眈眈地寻找重新活动的机会。

作者提出了根除贪婪病毒的“疫苗法”共六项建议: ▲对期货、期权等衍生产品适用与其他金融产品相同的监管 ▲比起细致的法律条文,更应广泛确立诚实的文化 ▲打破信用评级公司的过度权限及其寡占体制 ▲对交易员、基金经理、分析师、会计师的金融不正当行为必须予以处罚 ▲鼓励卖空,使个人投资者能够对金融资产价值下跌进行押注 ▲投资者自身应控制并监督自己的风险;但他更担忧的是,只要“贪婪”不从人类本性中被永久剔除,一切规制与管控最终都将沦为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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