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通在1985年成立之初,也只是一家普通的信息技术(IT)类创业企业。但随着采用高通码分多址(CDMA)移动电话技术的国家增加到韩国、中国、澳大利亚等,如今它已名副其实地成为全球信息通信业的巨人。采用CDMA技术的企业越多,技术使用费收入就越像雪球般膨胀,高通的势力也随之飞跃式扩张。 高通的竞争力源自开发出CDMA原始技术的高级研发人才。美国制药公司辉瑞能开发出伟哥,也是因为他们拥有优秀的研究人才。研究人员素质出众,即使不投入巨资,也能创造出具有巨大附加值的产品或服务。肖恩·范宁在1999年就读西北大学期间,开发出可通过互联网共享个人音乐文件的服务程序“Napster”。范宁是用自己的电脑编写程序的,因此投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CDMA、伟哥、Napster等表明,竞争力并非由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量决定,而取决于能否确保引领产业创新的优秀人才。也就是说,如今竞争的核心要件不再是硬件或软件,而是优秀人才,换言之就是脑件(Brainware)。因此,只要把脑件培养到位,即使不花大钱,也能创造出足以彻底改变既有产业格局的新产品或服务,从而创造巨大的附加值。
◇世界各国全力培养优秀人才=无论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所有国家都在国家层面全力培养和确保优秀人才。
美国对本国人力仍不满足,还把2万7000名外国科技人才用作博士后(Post-Doc)研究员。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通过人才培养基金培育优秀科技人才,同时对东欧国家的优秀人才发放劳动许可证,展开积极的引才竞争。甚至中国为在2005年前把理工科硕士、博士人才扩充至目前的两倍水平,对从海外回国的高级人才保证提供美国水准的待遇。
产业研究院(KIET)高级研究委员郑镇华强调:“如今通过扩大资本投入来创造附加值或开发新服务的战略已遇到极限”,“替代方案是技术创新和生产率提升,为此必须培养能够创新技术、创造知识的优秀人才。”
◇高级人才短缺,半桶水人力却过剩=韩国科技人才的问题在于量与质的失衡十分严重。90年代以后以地方大学为中心,理工科大学招生规模大幅增加,人力供给随之增长,但在半导体等尖端产业领域却因“没有可用之才”而暗自苦恼。于是企业抱怨道:“大学在量产连售后服务都没有的人力。”东远集团F&B社长朴仁求指出:“韩国理工科教育实用性严重不足、无法对企业有所帮助,这是最大的问题。”
尽管政府正在推进生物新药等10大下一代增长动力培育计划,但以目前的人才水平,这类政府方针很可能落空。据科技部预测,在10大下一代增长动力领域,到2012年将短缺1万4,00名核心研究人才。
尤其与近来的理工科回避现象叠加,核心人才短缺现象令人担忧地将日益加剧。延世大学工学院金属工学系教授闵东俊强调:“理工科回避最大的问题是工学院里可能不再有竞争”,“如果不强化理工科教育,国家竞争力削弱是显而易见的事。”
印度企业凭技术力拿下美国预算
“只要有技术力,美国政府预算也能尽管拿下”
美国布什政府在2001年8月为胎儿干细胞研究选定10家生物技术(BT)研究所及企业,开始提供2亿5000万美元资金支持。其中也包括印度的国立生物学研究中心和信诚生命科学(Reliance Life Science)。
尤其是信诚生命科学引起了广泛关注。入选当时,信诚成立仅8个月,是一家新生企业。信诚是亚洲地区首家细胞生物学专业研究企业。皮鲁扎·帕里克博士等医学及工学专业人才于2001年1月在孟买(旧称孟买)创办了信诚。
信诚的武器,换言之其竞争力,是在BT领域拥有的高水平技术力。信诚保有世界最大规模的脐带血。它拥有通过计算机管理的细胞储存系统在摄氏零下196度保存血液的技术。脐带血是把自身或他人的正常细胞在体外培养后注入患者体内以治疗难治之症时所用细胞治疗剂的基本材料。
信诚的高技术力正源于这家公司拥有的人才池(pool)。50余名研究人员中,有30人是获得世界认可的BT专家。最终,正因以这样优秀的人才为背景确保了高技术力,一家尚未满周岁的新生企业才能拿到美国政府的支持资金。
[投稿]如今是脑件的时代
汉阳大学新材料工学部教授金昌庆
进入21世纪,融合了原有纳米技术(NT)、信息技术(IT)、生物技术(BT)等的新技术登场。这一新技术所具有的爆发力可与新的产业革命相比,其创造的附加值甚至难以预测。
这类融合技术属于与劳动密集型技术、硬件技术、软件技术等原有三大技术群完全不同轨道的脑件(Brainware)相关技术。脑件相关技术领域需要掌握IT、BT、NT等融合技术的超优秀人才,其程度甚至到了从业专业人员自己都难以说明“自己是做什么的人”。换言之,进入21世纪后,原来靠投资能力决定胜负的产业结构,已变成由头脑的较量决定胜负。
专家认为,如今爆发性的经济增长将源于生命工学领域相关技术。从定制型新药开发、利用基因治疗疾病、利用干细胞治疗不治之症,到最终通过体细胞克隆诞生生命体,这些技术所创造的价值超乎想象。
与脑件技术不同,在韩国目前具备竞争力的硬件相关领域,即使出现再出色的技术,要直接创造附加值也需要10年到20年。在硬件相关领域应用新技术,必须更换已投入数百万亿韩元的既有硬件,因此可行性很低。归根结底,硬件相关技术的发展是“渐进式”的,绝不是“革命性”的。因此它既无法一夜之间改变世界,在附加值创造上也存在极限。
今天韩国产业的问题在于,在今后将创造爆发性附加值的脑件技术领域没有专业人才。更大的问题是,目前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的良策。韩国国内既没有培养这些人才的准备,也没有培养的实力。即便想从海外或通过其他途径调配,这类人才在全球都绝对短缺,因此也很难引进。
韩国未能培养出今后乃至当下所需的核心人才,大学也负有重大责任。要解决这一问题,当务之急是大幅改造大学课程,使其能够重点教授当下及未来将创造巨大附加值领域的知识。而且,鉴于大学的质量绝不可能超越教授的质量,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引进在新学科领域具备卓越能力的教授。哈佛大学的生命工学领域目前处于世界最高水平。奠定这一基础的人是詹姆斯·沃森。他因解析DNA结构、使分子层面的生命现象解析成为可能而获得诺贝尔奖。他于1956年加入教授阵容,成为哈佛生命工学领域发展的引爆剂。
此外,目前把力量只集中在研究上的大学,如今应对教育投入更多精力。为教育核心人才而确保教授阵容及实验设备,需要庞大的财源。美国一流大学的一年预算通常在2万亿韩元水平。大学如何筹措这类财源,也须深入讨论。
这类预算的大部分只能由作为所培养人才直接受益者的企业承担。也就是说,与其接收未准备好的人才再进行再教育,不如把再教育费用中的一部分提前投资到大学,并强力要求大学不仅进行硬件投资,还要进行软件投资,即开发满足企业需求的课程等。
政府、企业与大学必须集中全力,以在理工科领域培养脑件相关人才。否则,10年后韩国的未来将非常黯淡。
/Seoul Economic Daily·产业技术财团共同策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