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亚洲国家仍依赖出口主导战略来实现就业与增长。因此,即便在开放环境下资本流动自由,受市场发展的制约,也只能偏好直接投资而非组合投资。因为要期待能为就业与增长带来正面益处的市场正常运转,仍有太多条件尚待具备。另一方面,市场得以自主发展的条件在结构上必然与既有增长范式存在冲突关系。实际上,过去的经济运行方式正是在资本流动自由的条件下阻碍市场形成、扩大不稳定性的根本原因。 此前美元等主要储备货币之间的汇率战争,如今正转化为亚洲货币的升值压力。当前汇率不安的原因,本质上更宜视为区域内资本回流困难所导致的资本项目上的金融失衡(financial imbalance),而非贸易上的不均衡。
美国双赤字扩大与亚洲地区顺差累积,最终提高了美元计价资产需求发生急剧调整的可能性。美国若要在不扩大赤字的情况下实现增长,就需要紧缩,或需其他主要经济板块提前复苏,但在相互依存的格局下难以期待。因此各方都更倾向于在现有格局下求生,而非对实体部门进行全面调整。
外汇危机之后虽然扩大了汇率波动幅度,但亚洲国家仍对汇率变动敏感。因为在对内负债问题致使内需萎缩的当下,出口被视为唯一的增长动力。一旦出口也萎缩,整个经济体制的风险容易升高。结果,一直无法自由允许汇率调整的亚洲圈与不得不通过美元贬值来纠正内外失衡的美国之间的拉锯,如今已扩大为全球性议题。不幸的是,在相互依存的经济格局下,与资本项目相关的脆弱亚洲经济板块承担的调整负担加重,这正是当前汇率不安的实情。其中,中国人民币与本国基础条件无关地钉住处于贬值压力下的美元,是当前汇率不安最重要的因素。
2月初七国集团(G-7)会议上将讨论的汇率问题,最终很可能以适度让步和强化协作体制的努力收场。在这种情况下,G-7以外国家的不安只会加剧。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当前不稳定的均衡状态,正把过度的调整负担强加于尚不具备化解区域内金融失衡的基本市场条件、即开放金融体制的国家。
从这一角度看,近期政府的NDF管制措施乍看可视为降低成本的干预之一,但考虑到其效果有限以及对市场发展的不良影响,实际上可视为副作用更大的选择。
在开放环境下,通过干预市场获得的稳定效果难以持续。金融失衡提前化解的空间越大,市场稳定的持续性就越高。市场有时会成为不稳定的因素,但若以强化单向(one-way)预期的方式进行市场干预,反而只会加深扭曲与摩擦。与其如此,更应强化区域内合作层面的努力,将加深与基础条件背离的汇率不安因素降至最低。
此外,试图通过干预来稳定市场本身,等于我们自己事先放弃了有效的安全装置。在开放环境下要实现有效的风险分散,没有比通过各类市场顺畅运转来扩大规模更有效的政策。为促进市场发展,经济运行和各类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应尽可能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自发进行。市场的失灵从节约成本的角度看,最好尽可能由其自我校正,而非政府直接介入。当下亟需的,是努力引导正常的流动,而不是阻断偶尔逆流的市场流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