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隋炀帝与唐太宗曾向高句丽派遣使臣,声称“辽东本为汉四郡之地,理当归属中国”,并威胁“立即交出辽东,国王须亲自来朝跪拜”。高句丽与中国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战争,其起点便是把灭亡古朝鲜的侵略政权汉四郡归入中国历史的历史扭曲。由此可见,中国的历史扭曲并非始于今日,其根源之深令人惊讶。 近来,围绕所谓“东北工程”——即主张高句丽史不过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政权——全国上下一片哗然。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研究中心近期启动的大型研究项目“东北工程”,对高句丽曾一度向中国朝贡一事大做文章,为高句丽不过是中国地方政权的强词夺理涂脂抹粉,是一项国策研究事业。据说投入资金高达3万亿韩元,看来近来中国确实赚了不少钱。
对于通过朱蒙王、广开土大王、长寿王、乙支文德等高句丽伟人列传学习雄浑民族魂的韩国人而言,这简直是晴天霹雳。若高句丽是中国地方政权,那么推行南进政策的长寿王与渊盖苏文等人,就要从民族英雄翻转为侵略祖国的蛮夷;这既不是养育自己的父母原来是杀害父母的仇人的三流电视剧,扭曲程度也非同一般。
若高句丽是中国政权,那么高句丽始祖朱蒙之弟“扶余温祚”所建的百济又算什么?难道是“中国政权的崽子”?再加上日方主张新罗与伽倻是设有“任那日本府”的土地,那么高句丽、百济、新罗便成了在别人土地上筑巢的欺诈政权,其后裔即今天的韩国人,也就等于数千年来在别人家的内室里不知恩情、毫无廉耻地生活着。
问题在于,从史实层面看,中国的历史扭曲一如既往地与侵略野心紧密相连。
中国学者不仅对高句丽,对古朝鲜也一再进行历史扭曲。
中国史学经典司马迁《史记》中,毫不在意地写道古朝鲜的箕子是殷朝的流亡贵族,卫满是燕国时期的官吏。作为汉朝官吏的司马迁,为给侵略政权汉四郡确立历史名分而扭曲历史,自不必说。倘若箕子朝鲜或卫满朝鲜曾是中国的地方政权,那么殷朝使用的甲骨文本应在古朝鲜地区也有发现,但完全不见其踪;东北亚的青铜器文化亦为琵琶形铜剑文化,与黄河地区根本不同。
元明交替之际,明朝曾以清川江以北为中国领土为由扬言设置铁岭卫,当时高丽国内征伐辽东之论沸腾,明朝便悄然收敛。
中国人以“高丽棒子”作为贬称称呼韩国人已逾千年。如今在中国土地上若与当地人发生争执,仍可听到“高丽棒子”这一称呼。事实上,高句丽这一名称是《三国史记》等我国史书中确立的用语,中国史书中大半不用高句丽之称,而更多使用“高丽”这一国名。由此可见,高句丽与高丽皆出自同一根源的政权,其含义十分明确,而如今却说高句丽是中国政权、高丽是韩国政权,中国方面的历史扭曲已到了丧失体面的地步。
问题在于中国重新开始历史扭曲的意图。其中明显透出在朝鲜半岛局势急变时为中国介入积累历史名分的意图,因此问题极为严重。历史扭曲从来都被用作侵略战争的工具,绝不会停留在单纯的学术争论层面。
尽管如此,国内却以排斥狭隘民族主义为由,把国史在大学入学考试中降为选修科目;甚至在批评中国扭曲高句丽史的报纸报道中,描述古高句丽疆域时也把“集安”“辽东”等称呼按中文发音读作“Ji'an”“Liaodong”,实在是咄咄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