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非法总统大选资金问题令本已萎缩的经济更加困难。加之信用不良者和不良信用卡债问题使金融市场动荡,劳资矛盾与反企业情绪使企业投资环境极度恶化。尤其是青年失业与贫富差距问题,似将与政治改革一同成为本次国会选举的最大话题。 我们社会的价值观也在崩塌。因信用卡欠债全家一同自杀、为图保险金甚至杀害妻子,这就是现实。少女户主等饱受痛苦的绝对贫困层连一顿饭都难以为继。另一方面,百货店却针对乐活族展示一瓶1000万韩元的高价葡萄酒等,贫富差距已到严重水平。
近期韩国开发研究院(KDI)报告调查显示,月收入低于最低生计费的绝对贫困层由1996年的5.9%增至2000年的11.4%。也就是说,外汇危机之后绝对贫困层增加近一倍,每10户中就有1户属于此类。此外,无业家庭由1996年的11.4%增至2000年的18.8%,即每5户中有1户。
去年出现外汇危机以来首次岗位减少4万个,政府今年目标是在实现6%左右增长的同时,通过开放医疗、教育、法律等服务市场创造30万个岗位。而韩国银行则强调制造业的重要性,因制造业的间接就业创造效果(9.5人)高于服务业(6.1人)。由于自动化投资带来的人力节减,我国产业的就业创造能力下降了一半。因此英国、爱尔兰等发达国家很早以前起政府就积极支持通过引进外国企业创造岗位。
预计今年下半年起民间消费与设备投资回暖,实现5%左右增长并无大碍。但根据社会不安程度,景气复苏也可能大幅延迟。尤其令人担忧的是,政府主张的今年6%左右经济增长率是否会成为“无就业增长(Jobless Growth)”。作为其主因的中国虽有助于我国出口增长,但削弱了低工资商品的竞争力。
我国外国人直接投资连续4年下滑,去年下降28.9%,为64亿6700万美元(申报口径)。非生产性政治与斗争性工会对此“功不可没”,这加速了产业空心化,妨碍投资活跃。因此,作为持续经济增长与创造岗位的先决课题,第一,应致力于民间消费与设备投资的活跃化。为此须恢复外汇危机后崩塌的中上层,并激活因非法总统大选资金调查而萎缩的企业投资意愿。尤其为营造发达国家型投资环境,应将现行投资相关管制转为负面清单方式,从国家生存战略层面加以对待。例如,有必要在不妨害国家安全与市场秩序的范围内废除一切管制。
第二,应培养未来产业所需的以需求方为中心的高级人才。为此须全面重新检讨大学的角色与功能,并在政府、大学、企业之间分担人才培养的角色。同时应大胆接纳全球人才,营造交流型学习文化。印度班加罗尔凭借具备英语能力的丰富信息通信技术高级人才,成功吸引英特尔等跨国企业投资,就是一个良好案例。
第三,应强化创业、创投培育、再培训等,并需对非正规职与工资峰值制采取新的思路。尤其重要的是形成契合数字环境的新职业观。也就是说,对3D行业一概回避的社会岗位价值观必须改变。因为青年失业中非自愿失业者可通过再培训等化解,而自愿失业者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就业期望值等社会对岗位的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