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1-11

2万美元时代的技术创新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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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经济自1995年实现人均国民收入1万美元以来,8年间陷入“魔咒般的1万美元陷阱(trap)”。我国经济在大大小小的危机中,过去30多年间保持了世界经济史上罕见的年均10%以上的高速增长,但近10年来国民收入却一直停留在1万美元,原因何在? 为了达到收入1万美元,我国经济以纺织、钢铁、造船、石油化学、汽车等主力制造业为中心,采取了以大量生产和价格竞争力为比较优势,即依赖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型(factor-driven)的增长战略。然而,这种以通用中级商品为中心的低价大量生产方式,在劳动等要素价格竞争力下降和全球供给过剩之中,带来了市场竞争的困难与收益性削弱。此外,自90年代中期起,先进经济的大趋势已从原有的以劳动和资本为主的投入依赖型生产方式迅速转向以技术和知识为中心的创新依赖型(innovation-driven)生产方式,但事实是我国经济未能有效应对。

实现国民收入2万美元的发达国家共22个,从1万美元到2万美元大约用了9年时间。其中,除能源富国外,G7国家与北欧强小国实现2万美元的经验启示可归纳为:经济开放与竞争、经济与企业透明度、劳动市场的灵活性、国家战略产业的选择与集中扶持、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等。

鉴于发达国家实现2万美元过程中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以及我国经济为实现2万美元而向创新主导型经济转变范式的必要性,尽管我国近年来对研发的预算支持与投资规模大幅增加,但国家技术创新能力与成果被评价为严重不足。对国家技术创新战略及政策本身进行新的改革与创新已迫在眉睫。

我国的R&D投资约为16万亿韩元(占GDP的2.9%),仅为美国的1/20、日本的1/10水平。特别是多重专利数量偏低,SCI论文提交数在OECD国家中居第15位,但论文被引次数每篇仅0.2次,排在第57位;技术出口与引进比率仅为0.07(美国7.25,日本2.13),显示R&D效率大为落后。此外,代表国家技术创新能力的产学研联系不足,大学未能履行以需求为主培养优秀人才、通过技术开发与商品化贡献而发挥产业创新引擎作用等良性循环功能,遭到了严厉批评。更何况,我国的产业技术政策仍停留在产业政策与地区政策未能有机整合的单线、落后体系,未能形成发达国家那样的集群。

在此,我们有必要考察突破收入2万美元时代的芬兰与瑞典的案例。这些北欧强小国通过强有力的技术创新克服了9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这些国家通过构建国家创新体系(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最大化国家创新能力,并落实创新型集群构建、产学研官协作体系构建等,在2003年瑞士国际管理开发学院国家竞争力排名中分别位居第1位和第3位。

瑞典在“福利政策须在经济增长范围内方可实现”的新政策选择下,为选择并集中扶持汽车、通信、生物等战略产业,建设了27个技术创新集聚区与高新技术园区,构建了国家创新体系。以诺基亚为代表的芬兰,则选定通信、生物等国家战略产业,以奥卢科技城、Innopoli等产学研官合作为技术创新根基,通过10个高新科学园区成功开发出世界一流商品。

正如芬兰、瑞典的案例与经验所示,要实现人均国民收入2万美元,韩国经济必须迅速转向创新主导型经济;为培育作为创新主导型经济核心的国家创新能力,须尽快确立技术创新的良性循环结构,包括持续扩大国家技术创新投资并提高效率、尽早构建并运营国家创新体系与地区集群、以新型产学研复合体为根基培养优秀技术人才、掌握自主技术并开发世界一流商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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