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总统大选的行政首都迁移议题正不断扩散。以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为旗号的各种主张使赞成与反对的对立十分尖锐。在青年失业、信用不良以及国内外政治不安之中,行政首都迁移的讨论让国民更加疲惫。 大部分讨论都集中在以迁移行政首都所带来的财政负担和国土均衡效果为中心的静态评价上。然而,比这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行政首都迁移所引起的国土结构的长期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成本。
根据Statistics Korea的国富调查结果,1997年我国有形固定资产总额约为2871万亿韩元。其中社会间接资本(SOC)的总资产规模约为388万亿韩元。首尔的SOC占全国的15%,低于其人口比重,高于其面积比重。然而,重要的并不是首尔和首都圈SOC的相对比重。因为这与用人口、高新产业、外商投资比重等数字来比较首都圈集中程度的谬误是一样的。
国土是固有历史与独特经济社会历史的产物。正如八头身不可能成为所有种族的标准体型,国土的骨架也如国家的历史一样是固有的。此外,国土内的城市和地区会找到与其固有区位和环境相称的固有角色,这些地区的和谐均衡构成了国土的骨架。不会因为头大就把它切下来做移植手术以延长短腿。忽视国土的整体性、以外国案例或国内地区静态比较为基础的国土政策,会破坏国土的生命力,损害国家竞争力。尤其我国相比国土辽阔的国家,国土的有机整体性更高。
国土类似于经过漫长岁月形成的有机体。今天国土的面貌是数十年、数百年间形成的。正如人的面容是人生历程的记录,今天我们所见的城市和道路网等国土骨架,只不过是长期积累的我国经济、社会与历史遗产。
一般而言,今天道路或城市的位置,都处于其在整个国土中应处的位置。因此今天的国土是关于设施选址的各项决策经过漫长岁月积累的结果。从大处看,新城也难以脱离这一框架。因此,逆历史性、动态性的国土整体潮流而行的新城注定失败。
通说认为,今天以首尔为中心向首都圈的集中,是因为历史上中央集权的行政首都位于首尔。有观点认为,朝鲜时代、日本殖民时期以及压缩增长时期,作为权力核心的行政职能都位于首尔,所以首都圈出现了“过度”增长。关于国土均衡开发的讨论,是自工业化初期7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至今的老议题。这个老议题为何能引发激烈的社会对立?这源于所谓选址问题所具有的排他性。汉江流向首尔,洛东江流向金海。设在这里的东西就不可能在那里。归根结底,关于选址的讨论只能是利益冲突与矛盾的问题。一言以蔽之,这是让整个国家疲惫的事。
有人说首尔的行政集中是首尔与首都圈比重过高及国土“失衡”的原因。漫长岁月里,国土的建设正是围绕首尔这根大梁而编排的。即所谓“面向首尔”的发展。行政首都迁移,正是要移动这根国土大梁的功能。70年代末以开发集中实现工业化的朴正熙政权曾制定过相当具体的政府迁移计划,后中止推进。过去20多年间,随着国力增长,构成国土骨架的SOC与总资产额增加了十几倍。行政首都迁移带来的社会成本,也应视为在此期间增加了数十倍。
据说搬动大梁需耗资45万亿韩元。若要在移动大梁之后仍维持结构,就必须把支撑大梁的所有椽子都搬走。为使“面向首尔”积累起来的社会间接设施与城市重新找到位置、恢复作为有机体的活力,价值数千万亿韩元的现有基础设施和城市,必须按照新行政首都的区位重新编排。
若要让国土重获效率,恐怕要付出数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重新调整的混乱与成本。因此,我们应关注的成本不是45万亿韩元的迁移费用,而是短期内因物流费用增加导致的国家竞争力下滑,以及长期来看在数千亿韩元的现有基础设施和城市重新定位期间,未来几代人必须承担的巨大成本。
80年代,一位知名外国学者曾向世界银行报告称,韩国国土均衡开发的失败对韩国经济反而是幸事。这句话对在国内生产总值(GDP)1万美元门槛之下停滞十年的今天的我国社会,反而听来格外真切。
目前没有可用来评价我们所讨论的行政首都迁移妥当性的外国案例。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没有国家会损害自己国土的生命力。我只是担心,未能为当下问题给出答案的我们这一代,作为权宜之计提出的行政首都迁移这一方案,会犯下让未来数代人背上不当负担的错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