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的外汇危机以及近年的信用卡事态并非偶然,而是全体国民与当局者共有的“火爆国民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仅看股市,外国人持股比率已超过40%,换手率创下最高,期货交易量创下最大。互联网和手机使用率也是世界最高,离婚率最高、出生率最低,这一切都源于国民性。
这些现象都是在瞬间发生的。生活在变、意识结构在变,而我们社会却忽视了这一巨大变化的重要性。在克服外汇危机的过程中,发展性改造盛行,价值观因此产生混乱;因为缺乏自信,对打着全球化旗号的各种政策疏于多角度检讨;以至于可称为“国民的银行”的银行大股东中六成以上成了外国人,大家却都麻木了。既然是在市场上取得的,就OK。只要不是官治,就OK。
“市场原理”从一开始就不含价值观或伦理意识,这是原则。为弥补这一点,需要细致的社会性装置。
6·29以来,我们社会变成了万民平等、一切交由市场与舆论的放任型结构。这些年我们的知识阶层只知责怪“官治”,对取而代之的装置却漠不关心,这才造成了今天的结果;若照此持续下去,会迎来怎样的明天,无人知晓。
只依赖市场原理、放任制度装置的想法,日后在历史上或许会被检验为这个时代的集体错觉。这与部分房地产和股票泡沫源于部分群体的错觉如出一辙。
关于“全球化”,某位世界级学者曾洞察道:“对各种经济事务的控制力和决策权正日益从国家转移到全球层面。以往被认为可以控制的事务,接连变成了任何人都无法控制、无人能负责照看的全球层面之事。”这一见解值得玩味。随着权限向全球层面的市场转移,国内行政或主权问题会逐渐失去实体,选民手中选票的力量也将失去行使对象,最终国家的概念是否也会发生转变?
国内的货币政策、外汇政策还能发挥效力到何时?在全球化时代,外汇储备又有什么意义?为1500亿美元的储备而苦恼的政策能维持多久?西方有谚语说金钱(资本)没有祖国,资金流动早已没有国境与时间之分,而在政治、经济、社会都封闭的朝鲜半岛,政府与中央银行的思维又跟上了多少?
走访从社会主义转向市场经济的独立国家联合体(CIS)国家、东欧国家和中国,可以听到或亲眼看到原有的低价格经济体制在经历相当持续的通胀过程后走向市场价格化的现场。
因外汇危机,这片土地上的主要企业和大型建筑终有一天会达到全球价格,却以暴跌的价格转入外资之手;当时笔者对比那些后进国家的情形,觉得这绝非别人的事。
问题在于资金。1998年以后各类货币量指标扩张了2至3倍,国际收支和外汇储备也大为改善,国内游资据称达400万亿韩元,然而国内投资者只偏好公寓、房地产和债券,代表国内企业的股市上市公司却由外国人主导。据说大家都把国家意识搁在一边,只追求收益率,但结果连那份收益也没能真正拿到手吧。只要那家企业在韩国的土地上就行——这种极端思维是否在不知不觉间成了所有人的想法?
当然,这不只是我们投资者的问题。企业经营变得透明、大股东不再随意左右资金、企业自身提高竞争力并以收益和分红回报投资者,这样的升级是必需的。但即便在当前状况下,外国人不也把韩国股市视为利好吗?
某位外国经济学家把今天韩国的现象称为“成长之痛”。若一味等待股市所有条件完全具备,恐怕对韩国投资者来说,那已是变成画中饼之后的事了。
笔者时常讲这样的话:把世界最强的足球选手放到没有裁判的球场上,会是怎样一场比赛?横穿车来车往的马路时,父母若不牵着三四岁孩子的手,会怎样;而若牵着二十岁的人过马路,又会被说成什么?
现在是整理价值观、由各国家运营主体出面,不再对我们的市场袖手旁观、而是汇聚智慧使其得到妥善运营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