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来阴郁的消息:在第二轮结构调整的寒流中,所有人都在发抖。 各处也不断发出抗议,称这并非应对变化的革新性结构调整,而只是单纯机械性的裁员。若要让这个国家的经济复苏,就必须接受结构调整这一不可抗的宿命——这种社会性的认命正在失去说服力。继“五六岛”“四五静”之后,“三八线”之类的流行语在世间广为传播,也传达出那种烦乱的气氛。
然而,应对这种变化的文化战略更令我们心烦。不幸的是,我们或许应当自问:我们现在是不是正在做出最糟糕的文化选择。
压缩表达我们时代文化气质的,大概就是“我自身的无限责任”这一意识形态。众所周知,过去十多年间席卷韩国社会的新型文化现象或社会态度,应是“自我开发”。以《说服的技术》《对话的技术》之类自助指南式手册为首,还有营销领域的超级明星史蒂芬·柯维之类人物的《成功人士的七个习惯》等书籍取得了成功。
世间充斥着要革新自我、发掘沉睡在自身之内的创造性的要求。这与大众文化中必须变得“酷”的强迫观念相配成对。因为“酷”同样昭示着新的个人主义气质的流行。把“酷”裁定为只是想出出风头、装模作样的挣扎,是一种庸俗欲望——这样理解并不太准确。因为酷的人的欲望并不在于出风头这一目标,而在于为了能那样出风头而修饰自身的欲望。
因此,自我开发的终身学习、持续的自我革新,与想变酷的人不间断的努力,并没有太大差别。然而,主张你必须承担一切责任的社会是否就是幸福的社会,这是值得推敲的问题。这也正是必须重新拿出“幸福由社会决定”这一陈旧常识的理由。我们对自身的自由负责并作出决定。然而,当决定这种自由的社会变得模糊时,那种自由只能变得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