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诉讼而兴者,也因诉讼而亡?时事周刊《新闻周刊》最新一期(15日刊)报道称,在被称为“诉讼天堂”的美国社会,过度蔓延的“诉讼万能主义”反而带来了各种社会功能瘫痪的副作用。
美国的诉讼热潮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面对大企业和公共机构的“横行”而无力抗争的消费者、纳税人等社会弱者,在改革派法官和社会运动家的帮助下,通过诉讼积极主张“个人权利”,许多不合理的状况因此得到改善。企业开始考虑消费者的安全,公务员的公仆意识也有所提高。
但近来的诉讼风潮已越过限度,蔓延为对任何人都以“不顺心就起诉”相抗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诉讼”水平。
据《新闻周刊》报道,起诉未能治好家人疾病的医生、惩罚了子女作弊行为的教师,已不算什么事。有人以在市立高尔夫球场被闪电击中为由起诉地方自治团体,有人要求未能阻止自杀的长官赔偿;甚至性侵嫌疑人在逃期间被冻伤而切除脚趾后,还追问“为什么不早点逮捕我”。
多数无理诉讼在进入法庭前就被过滤,但“先起诉再说”的心理之所以不见减少,是因为万一胜诉便可获得天文数字的金额。其中,觊觎代理费的诉讼专业律师的执着煽动也起了一份作用。
《新闻周刊》指出,对诉讼的莫名恐惧成为众多专业人士乃至社会各部分的障碍,产生了无数副作用。为安慰前来咨询的信徒而拥抱、结果被以“不当性行为”起诉的神父,再也不与信徒接触。急诊室医生只顾察看患者神色,忙于防御性诊疗。
美国各地游乐场的游乐设施因诉讼风险而全部被拆除。然而这又引发了新的诉讼。因为无处可去只能在家里玩的孩子发胖,这次又演变成对麦当劳的诉讼。
美国一年花在诉讼上的2000亿美元费用,最终以税金等形式原封不动地转回到个人身上。
《新闻周刊》指出:“作为对滥诉的反思,也出现了诉讼律师制度改革、引入赔偿金上限等改革方案,但被强烈的反对逻辑所淹没,进展缓慢。”并称:“或许有一天,美国国民的诉讼权本身也会被起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