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确认,韩国监查院为追究LG卡流动性危机导致金融市场混乱的责任,5日要求金融当局提交信用卡对策相关资料,信用卡不良问题的责任论由此正式浮现。韩国监查院虽以“只是常态监查业务层面的资料收集”来淡化其意义,但由于对信用卡失政的批评舆论极为高涨,此次调查很可能演变为对相关政策当局者的高强度追责。此外,监查院院长田允喆近期在记者恳谈会上表示“将对政府政策失败的事例展开集中监查”,也支持了这一解读。
信用卡不良责任论高涨
若韩国监查院正式着手对信用卡不良事态进行监查,预计外汇危机后在冷热之间反复摇摆、给韩国经济留下严重弊害的信用卡政策将成为首要问责对象。
韩国监查院向金融监督委员会和韩国金融监督院索取的资料,是1999年以来涉及卡公司相关市场对策全局的政策资料。这体现出并不局限于近期LG卡流动性事态,而要查明政策当局对信用卡不良问题整体责任所在的意志。
专家们认为,1999年5月政府废除当时每月70万韩元的信用卡现金服务额度上限,是信用卡不良的起点。这也是金大中政府“通过刺激内需实现经济增长”政策的开端。取消信用卡服务额度限制后,卡公司开始不再着力于信用卡本职功能的信用销售,而是热衷于现金贷款生意。
卡公司竞相走上街头,甚至为未成年人办理信用卡,助长了以负债支撑的过度消费。随后政府又通过引入信用卡所得扣除制度(1999年8月)、信用卡收据彩票制(2000年1月)等各种活跃化措施,从政策上鼓励使用信用卡。在废除服务额度的1999年,财政经济部长官是议员姜奉均(开放国民党),金融监督委员会委员长是随后转任财经部长官的李宪宰。
随着信用卡滥发导致家庭负债问题浮现、信用不良者大量产生,政府才在2001年迟迟着手研究街头募集会员的监管方案等对策。
当时金融监督委员会委员长李瑾永制定了街头募集监管措施并提交给规制改革委员会(当时委员长为现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委员长姜哲圭),但规改委以“反市场监管”为由表示反对,街头募集禁令直到一年后的2002年5月才得以实施。
金融监督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至今仍感到遗憾,认为如果2001年规改委接受了街头募集监管,本可以阻止信用卡不良的扩散。在信用卡滥发引发的信用不良问题开始成为社会议题的去年5月接连出台的信用卡监管对策,同样被指招致了信用卡问题的硬着陆。
专家批评认为,2002年5月的现金贷款50%限制(将现金服务等现金贷款维持在与信用销售相同比重)规定,导致卡公司缩减现金服务额度,加速了信用不良事态。
实际上,在卡公司间贷款竞争已使资金极度放松的情况下,卡公司在短期内下调现金服务比重,只能向信用较差的使用者回收资金,结果大量制造了信用不良者。政策判断是否应成为问责对象
围绕信用卡政策本身是否应成为问责对象,预计也会产生争议。韩国监查院开始就信用卡不良问题展开调查,被解读为源于近来一般国民和民间团体集中提出责任论。
但也有人主张,信用卡问题仍“正在进行中”,且金融当局正在准备信用卡综合对策,此时轻率地谈论责任论本身就不合适。一位金融当局人士对韩国监查院的监查表示不满:“卡公司对策在当时是最佳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