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检方对大选资金的调查扩大至传唤大企业掌门人,事态正演变为财界与检方之间的较量。接受调查的财界一方诉苦称,掌门人被传唤等使包括投资在内的企业活动大幅萎缩,并希望为把对经济的冲击降至最低而尽早结束调查。 相反,检方则反驳称,企业干净了经济才能好转。检方以上次SK秘密资金调查时SK股价反而上涨、从整个股市看综合股价指数在大选资金调查期间涨幅更大为依据,反驳调查会使经济萎缩的主张。检方更进一步表示,除大选资金外,还将把调查范围扩大到掌门人利用秘密资金以变通手段扩大持股的问题。
我们无意评判哪一方的主张正确。只想指出,在大选资金调查过程中财界与检方显现出相互对立的迹象并不可取。从本次大选资金调查最终扩大到传唤大企业掌门人来看,检方借此根除企业非法提供政治资金惯例的意志似乎十分坚决。检方也公开宣称,这次要切断企业提供非法政治资金并获得特惠的开发年代政经勾结链条。检方的这一调查方针是理所当然的,也是企业所期望的。
但也有必要倾听这样的意见:调查似乎把焦点放在提供非法资金的企业一方,而非收受一方,这是否违背公平。因为企业无论合法还是非法,几乎不存在自愿提供政治资金的情况。正如上次SK秘密资金调查时孙吉丞会长所说“因害怕政治报复才给了钱”,企业提供政治资金的根本背景是为了保护企业免受政治权力侵害。与过去开发独裁时期相比,企业活动确实自由了许多,但现实仍是,权力只要愿意,通过不切实际的管制和税务调查等随时都能为难企业。经历长期官治金融后,企业仍残留着一种受害意识:一旦被掌控资金链的权力看不顺眼,企业就难做。
考虑到这些情况,期待检方在严正调查的同时,尽可能将范围限定于政治资金部分并尽早收尾,发挥运作的智慧。财界也应认为这是为摆脱不当政治资金负担而必须经历一次的“出疹子”,表现出最大限度配合调查的姿态。唯有如此,才能摆脱每逢政权更替便如惯例般重演的非法政治资金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