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信息化时代开始绽放之际,“去工业化”一词曾风行一时。对于与信息化近乎同义而流行的去工业化,《零和社会》作者莱斯特·瑟罗教授将其界定为“服务业就业大幅超过制造业就业,以清洁而井然有序的办公室取代满身油污的重工业成为经济主力的社会”。也就是说,去工业化时代指的是取代艰辛繁重的重化学工业、由清洁办公室中进行的行业成为经济中心和增长引擎的社会。按此逻辑,去工业化因众多人在清洁办公室工作并获得高收入,可算是比工业化更高一级的发展阶段。 实际上美国自70年代以后,曾号称世界第一的制造业步入衰退,保险、批发零售、医疗、企业服务等部门创造了大部分就业,服务业跃升为美国经济的主力。服务业占整体经济70%,成为所谓以服务业为中心的经济。然而去工业化带来的损失也不少。虽然许多人得以在清洁办公室而非艰辛的制造业工厂中工作,但平均工资大幅低于制造业,生产率也显著下降。美国沦为大规模贸易逆差国也是去工业化之后的事。随着制造业开始被轻视,美国的贸易逆差如雪球般膨胀。最终美国为保护失去竞争力的制造业,抽出了超级301条款和弱美元政策这样的保护主义之刀。《制造业永存》作者牧野升批评这是“恶魔的选择”。
以关键货币这一无形资产和庞大的本国市场为武器、有能力作出恶魔选择的美国,或许还能接受去工业化赞美论。但像我们这样依靠出口生存的小国情况不同。国民收入长期停滞在1万美元的我国,去工业化也在迅速推进。据大韩商会调查,过去13年间国内制造业岗位减少了多达88万个。这是因缺乏竞争力而关门或将工厂迁往中国等地的结果。不仅如此,支撑我国经济的汽车、钢铁、造船、电子等主力产业,也很可能最多在5至10年内被中国追上并超越。对我国而言,与其说是去工业化层面,更准确的诊断似乎是正面临制造业空心化。
即便制造业空心化,只要能充分创造岗位就不成问题。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制造业正快速崩塌,却未出现像样的替代产业。表面上服务业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在扩大,但细看内容,涌现的并非清洁办公室,而只是吃喝一类的非生产性行业。据调查,餐饮、住宿等对生产贡献度低的非生产性服务业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约为14%~15%,而我国高达21%。物流、金融等企业支援型生产性服务并未壮大,壮大的是吃喝类非生产性服务,却对此高喊去工业化、经济软化,实在可笑。在无法培育高附加值服务业的同时抛弃制造业,是愚蠢而危险的行为。制造业空心化不仅导致岗位流失,还将使大规模贸易逆差不可避免。已达数十万人的青年失业问题也与制造业空心化不无关系。日本、德国等未像美国那样陷入大规模贸易逆差泥潭,正是因为制造业稳固。既无作出“恶魔的选择”的处境,就不应沉溺于将制造业空心化视为去工业化的幻想。必须正视制造业空心化的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