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的钱包紧紧闭着,企业依然没有投资的迹象。只有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个轮子协调转动,经济才能稳健增长,但当前我国经济相当于仅凭出口这一个轮子勉强驱动三轮车。政府出面试图以各种处方恢复景气,但不知何故,以往有效的处方如今药效完全不显。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多种,但我认为近来心理因素起了很大作用。经济学家庇古(A. C. Pigou)主张经济主体的心理变化是景气波动的主因,这一论点如今比任何时候都更能引起共鸣。
过去我国经济大多是在受到外部冲击、实体经济恶化之后,经济心理才随之萎缩;而且由于高速增长持续,不安心理也不会急剧扩散。然而在经历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危机这一心理恐慌之后,形成了危机随时可能再发的潜在不安感,消费者和企业对小小冲击也反应敏感,致使经济心理指数比以往波动幅度大得多。
此外,最近的信用不良者问题成了心理不安的导火索。去年政府未能对信用卡使用等消费过热作出适当应对,错失了景气软着陆的机会。结果随着信用不良者人数激增,连实际具备消费能力的中产阶层也陷入将此局面视为危机的集体催眠状态。
企业投资同样迟迟不见复苏迹象。与出口扩大能带动投资的高速增长期不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危机之后企业一直以稳健为主的经营为重。这种经营战略与近来消费心理萎缩的经济状况交织,使投资意愿也受到打击。不久前商工会议所的调查中,半数以上企业将景气低迷和稳健经营列为实际投资偏少的原因,恐怕也与此不无关系。
出口大幅增长而内需依然低迷,原因正在于此。即便美国等世界经济复苏,若经济心理不趋稳,我国也难保不会陷入上世纪90年代日本所经历的萧条泥潭。
1991年泡沫崩溃后因社会不安心理陷入通缩恶性循环的日本,初期政策应对失当,后来虽先后9次尝试规模达124万亿日元的庞大景气刺激政策,却百药无效。归根结底,长期萧条的起点并非泡沫崩溃本身,而是日本国民认为萧条将持续下去的心理恐慌。日本的这一经验很好地说明了,为切断景气萧条的恶性循环链条,心理稳定化政策何等重要。
归根结底,政府现在应做的不是急于一时的补漏式处方,而是有效地提出实现国民收入2万美元的强烈意志与蓝图,从而彻底消除经济主体对我国经济可能倒退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危机的不安感。以此切断日本式恶性循环的初期链条,通过经济主体的心理稳定,打造扩大投资与消费的良性循环结构。
首先,为稳定消费心理,应消除对未来的不安感,营造消费者能在自身能力范围内打开钱包的氛围。但若企业不大幅扩大投资,恐难以形成这种氛围。因为只有投资到位,才能创造岗位、增加稳健的消费主体,并将4~5%水平的潜在增长率大幅提高,从而给予人们对增长的信心。
因此最迫切的莫过于提振企业的投资心理。上世纪80年代成长为国民收入2万美元时期,设备投资年均增长约9%的日本,如今因长期设备投资萎靡而停留在潜在增长率0%区间,这对我们启示很大。
政府将投资视为景气复苏的关键固然可喜,但也难免担忧其是否止步于短期景气刺激政策。政府应推出根本性的投资活跃对策。与其只在口头上提出企业对策,更应以行动表明正在构建市场经济秩序和便于经营的环境。
应努力扫除四处蔓延的反企业政策基调和社会氛围。作为最大经营难题、也是引进外资障碍的劳动僵化与非法罢工等顽固劳动惯例也须改善。此外,为使投资能在自发性和自我责任下进行,不必要的规制必须废除,而这些政策应在不出现部门间摩擦等混乱的前提下一贯推进。
真心期待出台积极的心理处方,让企业和国民都能各归其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