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10年前的1993年,政府公布的《新经济五年计划》中土地部门的制度改善方向显示,当时对土地开发的需求与现在并无太大不同。改善方案的核心是将复杂的用途地区加以简化,把全国可开发面积从当时的15.6%提高到42%,并加重征收开发负担金以抑制投机需求。为阻断土地不足引发投机,当局选择了大幅扩大土地供给、堪称“第二次土地改革”的政策。 但10年后的今天,从国土均衡发展的角度看,这种以扩大供给为主的政策充分证明不可能成为长期解决之策。仅占国土12%的首都圈聚集了全国半数人口,人口持续增加,尽管可开发面积大幅增加,人们仍在抱怨没有建房和建厂的土地。由此,投机现象也迟迟难以平息。
◇放宽监管也须有原则=首都圈集中与过密最终引发无序开发和房价上涨,并表现为国土利用的混乱。年拥堵成本高达10万亿韩元,便是佐证。
有人指出,这是因为阻止首都圈集中与无序开发的政策,在缺乏划时代的地方均衡发展方案的情况下,被地方自治团体的要求所推动,变质为放宽监管所致。在毫无原则、只顾近视的利害关系下,政策本来的目标被放弃了。
目前正在立法预告的《首都圈整备计划法》施行令修正案就是典型事例。修正案的主要内容是将首都圈工厂总量制的总量设定周期由1年放宽为3年,从而允许工厂新建和扩建。对此,学界与市民团体的反对正日益强烈。批评认为,尽管京畿道内的工厂设立在现有总量范围内已完全可行,但在缺乏有关工厂用地的系统性资料的情况下,当局却毫无原则地接受了首都圈地方自治团体扩大无序个别选址建厂的要求。
全州大学教授郑哲模表示:“很多企业把建厂放在其次,只想借地价上涨赚取差价”,“在要求废除总量制之前,应优先做到对土地的彻底事前与事后管理”。
1994年《首都圈整备法》修订以来,施行令已多次修改,但首都圈过密现象仍未缓解,于是首都圈地方自治团体和部分媒体异口同声地高喊“政策失败,应废除监管”。但需要认识到,在地方均衡发展方案与支持措施尚未落实的状态下,若只允许首都圈开发,可能引发更为严重的国土失衡与城市问题。
◇行政首都迁移应成为国土均衡发展的契机=行政首都迁移应作为解决首都圈过密与严重国土失衡问题的方案加以推进。有分析认为,在忠清圈建设新行政首都,可以成为解决地方落后问题的改革政策。
作为新行政首都的模式,相比将立法、司法、行政各项功能全部集中布置于特定地区的集中型,把核心国家政策决策机构设在忠清圈、并将下属公共机构或部分中央部门结合地区特性分散至全国的分散型或折中型模式,获得了更广泛的支持。
忠北大学教授黄熙渊表示:“比起单纯迁移行政首都,在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时把行政首都建设的辐射效应扩散至全国、谋求国土均衡发展的方案更为可取”。
首都圈集中与地方城市衰退的问题,并非效率与公平、增长与分配的二分法逻辑,只有在相互补充、均衡的思维中才能得到解决。
有人特别指出,为改善城市基础设施薄弱、配套住宅区与生活便利设施不足、教育与医疗设施缺乏等令公共机构和企业不愿迁往地方的因素,确保财源与制定政策十分紧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