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目前将东北亚枢纽和2万美元时代作为政策课题与经济目标。正如韩国此前的诸多挑战一样,这两个目标绝非轻而易举。它们并非仅靠成长时代的数量式问题解决即可实现,而需要在更高质量层面对文化与制度进行思考。如果不能正确看到这一本质层面,我们的"构想"就只是主观主张和"愿望清单",其结果难以令人期待。 当台风"鸣蝉"袭击整个南部地区、造成巨大人员与财产损失时,有关釜山新甘满码头和资盛台码头灾害赔偿保险的消息给出了诸多启示。归韩国集装箱码头公团所有的新甘满码头为节省保费,只投保了约可覆盖三分之一损失的保险;而由外资企业持有的资盛台码头,在收购当时将保费提高5倍以上,采取了可覆盖全部损失的措施。
这一结果源于真实制度与空壳制度的差异。支付实际所需保费的30%~40%的企业,与缴纳其三四倍保费的企业,事实上在同一水平上竞争。按数字逻辑,节省的保费应使新甘满码头的收益率相应提高,从而在应对此类损失时不成问题。但反过来,如果成本更低却竞争力相当甚至更低,那就说明我们的竞争力与制度在企业和经济逻辑上已存在根本性问题。
这种现象在当前韩国的企业或机构中随处可见。形式与外壳相似,内容却不同。由这种差异产生的短期"差价"也难以寻见。为节省保费而采取的那类措施,实际上也很难说实现了成本效率化。更重要的是,所属公司的经营者和成员不应以"在韩国的情况下别无办法"来对待这类问题。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现象不仅弥漫于企业,甚至蔓延至政府机关和公共机构。在这种状态下试图接近21世纪的愿景与目标,不能不说是严重问题。东北亚枢纽或2万美元固然是有吸引力的目标。但我们需要明确,我们现在挑战的是文化与制度这一内容性价值,而非形式与外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