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通过居民参与的市民运动从为反对而反对发展为具有生产性的活动,经历了漫长的时间。 日本的市民运动可追溯至上世纪50年代。
经历帝国主义时代后,自50年代起执政的自民党推行保守政策,市民运动团体则以“为反对而反对、为赞成而赞成”相对抗,开展了非常强硬的市民运动。从50年代后期开始活跃的居民运动,到60年代中期已成长为对抗既有政治秩序的新兴活动力量。
但随着时间推移,市民运动显露出局限。地方政府沦为国家的下属承接机构,居民运动因此逐渐失去力量。居民虽与地方政府抗争,却无法战胜由拥有强大权力的国家所支持的地方政府。
于是,公务员工会及工会、革新政党等三股势力联合形成地区统一战线,并借此实现选举革命,诞生了“革新地方自治体”。
革新地方自治体的政策集中于“市民最低生活标准论(civil minimum)”。这是一种认为应将高速经济增长的成果回归居民生活的福利理论。
革新地方自治体以“居民福利、环境保全、居民自治”为口号,着力设定并满足居民生活与福利的最低水准。然而,革新地方自治体因 ▲未能拥有与社会变动和整体城市化相适应的产业政策 ▲福利优先政策使地方自治体财政趋于脆弱 ▲居民未能成长为与地方自治体共同运营的伙伴等原因,逐渐失去支持力量。
由此,进入80年代后,新保守主义的“城市经营论”作为新范式登场。“城市经营论”强调自立与自助、受益者负担、行政效率化等。随之,居民运动及居民参与也开始寻求新方向,并在“为反对而进行的运动能够激发凝聚成员的能量,却无法转化为生产性力量”这一反思下,诞生了社区营造型居民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