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展在世界大多数国家每年至少举办一次。图书展是把出版社一年内出版的新书集中一处展示,从而介绍新书、激发读者阅读热情的“书的盛宴”。近来,世界各国出版社参加的国际图书展成为出版界的主要关注点。 目前在IPA(国际出版商协会)正式登记、每年举办的国际图书展约有35个,1995年在我国首次举办的首尔国际图书展也是其中之一,如今已堂堂正正地确立了地位。国际图书展之所以成为重要的关注对象,是因为通过版权的输出与引进合同,不仅能实现图书的国际交流,还能开展出版贸易。
就首尔国际图书展而言,尽管尚不足10年,版权合同从1995年首年的98件、1996年的146件增至2001年的268件、2003年的250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逐渐具备了国际展的风貌,实属幸事。然而,在对出版产业振兴起重要作用的首尔国际图书展上,也发生过意料之外的插曲。
那是1998年首尔国际图书展开幕的前一天。一切准备完毕、正在做最后检查时,协会职员来找我,说青瓦台突然发来紧急联络,要求筹备总统著作特别展。当时连与展会组委会委员商议的时间都没有。我指示出版协会事务局长联系Kyobo Book Centre等大型书店收集总统著作,同时确保展示空间。于是好不容易在展馆正门内侧临时搭出特别展空间,把书摆上去。
开幕式一结束,各种议论就开始传来。说出版协会阿谀奉承也太过分了;既然要办总统著作特别展,就该把历届总统的书都摆上,只放几本现任总统的书算什么特别展——这些话让人抬不起头来。总统在第二天参观了展馆。
总统参观离开后,负责的职员把总统著作展台整个撤掉了。第二天一家报纸报道了此事,是一篇八卦性质的报道,说总统一来过,总统著作特别展也撤了。文化部和青瓦台立刻打来电话。我问负责职员究竟怎么回事,他说继续摆着反而会给总统带来负面影响,所以撤掉了,我就照原话转告了青瓦台。青瓦台方面说怎么会有这种事,要求对负责人予以重惩。
我不得不召开惩戒委员会,打算以让其写检讨书了事。但青瓦台说那哪算重惩,要求解雇负责人。我给青瓦台打电话说,可以按要求解雇,但责任要由青瓦台承担。
对方问是什么责任,我说:“出版协会事务局的职员们与文化部记者关系亲密如朋友。如果文化部记者知道这件事,会善罢甘休吗?即使这事登上各家报纸,出版协会也无法负责。”过了一阵子,对方再次联络,说就当这事没发生过。
于是那名职员没有再受到惩戒,此事也被当作没发生过掩盖下来。但无论怎样当作没发生过,事件本身并不会消失。那位当时的职员至今仍在出版协会工作,而被迫写下的检讨书也依然留存。我之所以简要记述这一近似闹剧的事件始末,是出于殷切期盼首尔国际图书展日益发展、成为世界人的书之盛宴的心愿。






